中日民间人士在南京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活动
      65周年 6830双布鞋的纪念
 

南京摆放6830双布鞋纪念在日遇害中国劳工。   　　在特别展厅，87岁的日本画家志村墨然人站在自己的展出画作《悲愤》前，他也曾是画上手拿皮鞭、虐待中国劳工的监工。 本报记者 庄庆鸿摄   南京摆放6830双布鞋纪念在日遇害中国劳工。   日本人士拿着横幅悼念遇难者。 　   　　8月14日，6830双布鞋整整齐齐地摆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广场上，以纪念6830位在日死难劳工。每一双布鞋的背后都是一个被撕裂的家庭。 　　这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活动的内容之一。 　　摆放这些布鞋的数十人是在抗日战争中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家属、日本友人和志愿者。在这支一律身着黑衣的队伍里，有微驼谢顶的白须老人，黝黑的脸上刻着皱纹；也有打耳钉、烫卷发的少年少女；有中年发福的山东大老爷们；也有白帽长裙、用日语交谈着的瘦削女士。他们表情严肃，都穿着同一件黑T恤，印有白字“不能忘却的历史”和几个瘦骨嶙峋、挣扎着的人，这让他们几乎化成了一个符号。 　　从1943年到1945年，日本共强行绑架169批中国劳工到日本135个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共计38936人。6830这个死亡人数来自日本外务省1946年的统计。 　　6830双布鞋，20490次弯腰 　　摆放布鞋的行动从下午4时30分开始。 　　“大家听好，每一排放40双鞋，放在台阶边上，鞋跟靠拢，都摆成八字型。”组织者王红在广场上顶着大太阳喊，“每双鞋都是我们的老人，鞋里放上些石子，免得被风吹跑！” 　　纪念馆的广场是两指节长的粗石子铺就的。在烈日下，抓起每一把粗石子，石子都是发烫的。 　　没有人撑伞，没有人抱怨石头烫。有老人往每只鞋里放了特别满的石子，还问：“这放在台阶上，鞋跟是要突出1厘米，还是5厘米？” 　　在广场摆鞋原本预计一个小时完成。但一个小时之后，刚摆满了数十级长台阶。夕阳西下，已经有老人干不动了，坐在箱子上扇风休息。 　　为了加快速度，人们排成一排，每人拎两双鞋，两头拉起一条长长的尼龙绳，喊一声“好嘞”就把绳子贴在地面，每个人迅速把鞋跟靠在绳子边上，再抓几把石头放进鞋里，然后再移动到下一排，仿佛插秧。 　　一条绳仿佛插秧的“战线”，有人退到旁边休息，或者动作略迟钝，就露出了没放上鞋的空档。即使在夜幕下，也足以看清，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默默弯腰，拿起几双鞋，走上前填上了空缺。他是70多的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 　　53岁的韩建国在100多米长的绳前不停地左右打着来回，喊着口号，就着微弱的天光检查绳子有没有歪斜。他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他的父亲于1944年被日本兵强行掳走时只有19岁，在日本被强制劳动近一年。 　　“1945年被遣返时，我爸在天津下的船，从天津活生生走回山东啊，我现在开车都要4个小时……”这位干了一辈子公安的汉子说话的时候哽咽了，拿毛巾捂住了眼睛。“我爸是名军人，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但他在世时始终很少提起劳工那时候，因为太痛苦了，他不想说。老人1985年去世时才59岁，医生诊断食道癌，原因是年轻时落下的。” 　　从箱子里拆出来的布鞋放得越来越乱，有个女孩发现了，气得直喊：“这双鞋顺了！都是右脚啊！那双也是，还一只大一只小！” 　　面前的大叔都说：“姑娘，赶快摆吧，看不太出来……” 　　但她瞪着眼把摆好了的鞋都拎出来，重重扔到后面，说：“这都得重来！” 　　韩建国还不到20岁的女儿也参加了摆鞋的活动。借着手电光，她把一堆乱码黑鞋的白布底一只只亮了出来，嘴里念叨：“39码，左脚，这只41码，这只也39码对上了……”每对上一双，她就给摆鞋的人送上一双。 　　这次来南京，女儿的态度出乎韩建国的意料。 　　“因为记得牢的就是我们这代，我估计她就是来随便看看，但是摆鞋也好，看展览也好，我观察她态度都很认真，真不错。”这位父亲说，“天太热，她本来想穿牛仔短裤来的，我告诉她说不行，这是严肃的场合。最后她也穿了长裤。昨天她戴了顶红帽檐的帽子，今天自己就不戴了。” 　　到晚上8时零7分，6830双鞋全部摆放整齐。 　　每摆一双鞋都要弯3次腰，从箱子里拆开取出来弯一次腰，送到预定位置放下弯一次腰，下一个人把鞋翻过来八字摆好、放入石子弯一次腰。 　　6830双鞋，20490次弯腰。 　　摆鞋的日本人 　　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的白发苍苍的日本人，经常被习惯性地认为是来忏悔的日本老兵。但这次摆鞋队伍中的15名日本人，却一个也不是。 　　京都龙谷大学人类科学宗教综合研究中心的中村尚司教授今年72岁，祖辈并没有在战时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他父亲的弟弟曾在二战期间参军，去的是越南战场。“日本宣布战败的时候，我才6岁。小小的我头脑里还以为这是一场和美国的战争。” 　　上世纪，中村教授曾经受邀作为研究者去往中越战场，也曾受朝鲜邀请随团去过平壤。但他说到这些时摇摇头，认为这些并不算“真正的了解”。 　　“要想两国、两个民族真正互相了解，我们这些‘小人物’、平民也不能不行动。所以在草根层面，日本人不能不这样到中国来看，中国人也不能不去日本看看，不了解历史是不行的。”中村教授嗓子沙哑地说。 　　一头短短白发的木越阳子女士，是2002年成立的花冈和平纪念会成员，参加声援花冈受难中国劳工的行动已经20多年了。说到在花冈受难的中国劳工，她脱口而出：“共986人，419人死亡，是日本全国死亡人数最多的工厂。” 　　“花冈是个由矿山构成的小镇子，我就是在这个小小的矿山镇子上出生、长大的。父母都是在矿山工作，不过那时已是战后了。我是1949年出生的，正好和你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大呢。”摆鞋的休息间隙，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说。 　　1944年6月30日晚，无法忍受残酷虐待的中国劳工发动了记入史册的“花冈暴动”。 　　当天晚上四处逃跑的中国人被抓回，第二天集中于广场上，花冈的普通民众亲眼目睹了中国人遭受毒打和屠杀，当时也有居民和警察、宪兵一起殴打中国人。 　　“花冈人通常对这一惨剧缄口不语，因为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是‘犯罪者’、加害者，即使你没有打人、杀人，可能你的邻居、弟弟就这么干了。被打的人会愿意说当时被打得多么狠，而打人者通常就不愿意提打人这回事，就像战后的中国和日本。”木越女士说。 　　在战后开采时，花冈人挖到了战时填埋的旧坑洞，发现了不少中国劳工被填埋的骨骸。当时都没有报道，历史教科书上也没有提及，所有人大为吃惊。由此发起了中国死难劳工的遗骨发掘运动和遗骨归还回国活动。 　　让木越女士自豪的一段历史是，1960年代，日本合并行政区划，而花冈町的山本町长对合并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保留中国劳工“花冈暴动”的慰灵碑。 　　“这样的慰灵碑，在全日本都是很少见的。”它在1963年11月由日本各界友人募捐，在花冈町十濑野公园建造。碑正面刻着“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十个大字，被高大的树木所环绕。木越女士每年都会看到，从海那一边来的遗属摸着碑上刻的中国人名字，说着“我现在已经比父亲当年的岁数还大了，也有孙子了”，扑在碑上放声大哭。还有人一看到就说不出话来，崩溃地跌坐在地上…… 　　截至2009年，花冈和平纪念会向日本全国募捐到约4000万日元，今年4月还成立了花冈事件和平纪念馆。 　　山本润子是日本最大的全国性报纸之一《朝日新闻》的编辑，40岁出头，算是此次来华的日本人里相当年轻的一位。但她不是为了采访而来。 　　“因为采访和摆鞋不能兼顾，这次我不是作为记者，而是作为一个‘人’来的。好像说得太伟大了，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她微笑着说。 　　“更想让日本人知道这些” 　　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不能忘却的历史纪念抗日战争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特别展览”今天也在南京开幕。展览作品中有两幅格外醒目的黑白大画，画面中中国劳工们正被赤条条地吊在木桩上鞭打，众多食腐的乌鸦停在骨骸前，有精瘦的劳工侧坐。 　　这两幅画前面站着一位个子不高、戴眼镜、白胡子浓密的日本老人。 　　他喊住一位陌生的女士：“您是日本人吗？”对方点头后，他便讲起了历史：“昭和29年(即1954年——记者注)归还遗骨时，由于死的八十多人没有被正式安葬，而是随地掩埋，早就无法找全遗骨，凑数的假骨里竟然有狗骨头、猪骨头，此事被揭露，全国震惊了……” 　　听到那位女士哽咽着回答“我是一名老师，回去以后一定把真相都告诉孩子们……”，老者不断点着头，咧嘴笑了。 　　这位老人正是两幅画的作者、唯一一位承认加害二战中国劳工的日本人，87岁的画家志村墨然人先生。 　　志村墨然人1923年生于日本北海道，1945年在日本鹿岛公司玉川营业所做辅导员(对监工的特定称呼——记者注)，曾犯下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 　　他回忆时说得非常清晰：“在玉川的中国劳工从事的是选矿作业，劳动强度非常大，却没有受到人类应有的待遇。当时我们让他们吃猪食一样的食物，睡觉和大小便全都在一间屋里，为防止逃跑还要落锁，窗口装了栏杆，只能投进一点光……我们这些辅导员也经常毒打甚至吊起来拷问中国劳工，死了就用火烧掉。在烧掉的17名死亡中国劳工中，我就直接参与焚烧了15名。” 　　当志村回来走访时，当时中国劳工们住的“泰山寮”，位于“发足村”，在50年的风雨中已经腐朽，而人们肩挑沉重的网篮往返的痕迹也被草木全部掩盖，完全消失了。 　　而让心怀负罪感的老人愕然的是，关于强掳中国人的记述，在当地村镇史志中，一行也没有！ 　　“比起中国人，我更想让日本人知道这些！”他在自己的画前高声说。 　　“战后日本政府都否认这段加害历史，加害的企业因为遣返强掳的中国人，而从国家得到大笔的补偿金和优惠措施，却装做不知道！个个都只盼望着‘都过去了，大家快点全都忘记吧’，这个态度让我激愤了！”老人高声地说，胡子颤抖，“我也曾经怕提及这段历史，因为感到了‘耻’，但是我开始站出来说、作画，也正是因为‘耻’。” 　　在他的画里，瘦骨嶙峋的劳工有非常强烈的眼神。“劳工的眼睛，现在还刻在我的心里。” 　　“您画作中的场景，是否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中国青年报记者问。 　　“这不是艺术，这是记录！所有这些场景，都是我这双眼看到的。”老人不断点着自己的眼睛，“我从15年前开始画，既没有人拜托我，也没有金钱的回报。就算我画艺不精，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画，把我看到过的一切画出来，这是我的赎罪。” 　　当志村墨然人第一次见到劳工遗属时，占据脑海唯一的想法就是：“什么都别说，总之先道歉！”而遗属对他画出了自己没亲眼见过的历史表示了感谢。 　　“如果不继续鞭打这副老躯继续画，就不能实现60年前的补偿和自责，我的‘战后时期’也就不会结束。”老先生说。 　　“别只有遗族，全亚洲青年人要团结起来” 　　今年34岁的张恩龙，是劳工遗属的第三代。“我爷爷叫张金亭，他是1944年洛阳战役中被日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在花冈强迫劳动时是劳工里的‘中队长’，跟着‘大队长’耿淳一起发动了花冈劳工暴动。” 　　“战后我爷爷没有马上回国。因为盟军在横滨审判B、C级战犯，我爷爷作为证人留在日本。就在这期间，认识了我奶奶。她是日本人。”他推推眼镜，说得很自然。 　　他本人自小从祖母那里学了些日语，也曾去日本留学3年。2004年，他接过了父亲的担子，开始参加每年6月30日花冈劳工暴动纪念等活动。 　　张恩龙坦承，现在为二战受害劳工奔走呼吁的中国人，大都是受害者的亲人、律师。“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要是我们都遗忘了，谁还来记住？” 　　“现在年轻人即使有感情，也是浅的、暂时的。有时参加活动，小孩即兴发言都非常好，但是出来一会儿就忘到脑后了，又是嘻嘻哈哈的，我们这一代就都比较肃穆。”韩建国说。 　　“我了解后就一直认为，花冈劳工精神是民族精神。因为在异国他乡，所有的中国人团结在一起，起义前都下决心，万一到了不得已的关头就跳海自杀，宁死不屈！这样的异国劳工起义，在全世界是头一遭，这样的精神，中国年轻一代应该知道。”韩建国反复说。 　　但在今天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韩建国发现了一个让他高兴的现象。“我特地观察了一下，这个特殊的日子来参观的年轻人特别多，大概足足有八成，这样的大热天都来，真好。”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的今天，中国人和日本人聚集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广场，举行“南京国际和平集会”，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中的30多万名罹难者，祈祷世界和平。参加集会的有纪念馆方面的人员及历史研究学者，以及来自日本的铭心会、神户·南京心连心会等友好访华团体。 　　在开幕式的尾声，一位大鼻子的黝黑中年男子走上前来。他名叫林广财，是来自台湾屏东县玛家乡佳义部落的排湾族人，参与过“还我祖灵”运动。 　　在悠扬的前奏后，穿黄宽边民族背心、头围民族彩带的他低沉地唱起了在场几乎无人能懂的语言：“Mi yo me，He he ya a wei……” 　　《Miyome》是一首阿里山邹族人的传统歌谣，为追念去世的祖先及亲人，在丧礼或是祭祖时所唱。歌曲的邹族语意思是：“月亮啊，请你照亮亡魂回家的路途……” 　　不少来参观的群众游客驻足不走，听着这首哀伤又悠扬的歌，有人眼泪轻轻浮上眼眶。 　　著名的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高金素梅也来到了现场。这也正是她们2008年到靖国神社要求归还台湾少数民族居民祖灵时，面对着日本保安警察的防线，高举拳头所合唱的歌。 　　她发言说：“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可能没办法看到申诉成功，但是我相信，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相信透过我们这些活动，会有孩子记住我们的历史。通过活动来让日本的年轻人、韩国的年轻人都参与进来，来认识历史。” 　　她反驳了部分台独人士对她的批评。“我孤身一人，又语言不通，要是没有无私的日本义务律师、日本热心朋友的支援，我是不可能到日本去抗议的。那么大家怎么看待帮助我们的这些日本朋友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建立的坚定的友谊，叫做和平的友谊，这才是真正的友谊。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我破坏了台日之间的友谊。” 　　她记得，有一次展示完毕后，一位日本女性上来抱着她哭，说：“以前从来不知道，对不起，请你原谅。”高金素梅最后说：“我原谅你。我希望我们的友谊从此开始。” 　　“历史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绝不可以被遗忘，更不可以被扭曲。”她向着台下的众多中日友人大声说。 　　最后，高金素梅女士呼吁道：“我希望向日本政府呼吁的力量不要仅仅限于被害人的遗族。我们应该更加团结，全亚洲人民团结起来。我要强调我们不是为了反日，不要再制造仇恨，我们要给日本政府面对历史的勇气，这样他们才会真正得到全亚洲人民的友谊。最近日本首相菅直人为什么要向韩国道歉？其实他们清楚地知道，亚洲的友谊有多么重要。现在的友谊是心虚的友谊，因为这段历史还没有和解，也还没有被具体的行动化解！” 　　“所以，孩子们，请记取这段历史，但是不要有仇恨。有任何机会请来看看展览，也许它会给你感动，给你力量共同来参与。我们要让日本人认识到，我们的活动是为了和平，不再有战争，就必须要面对历史，我们不是为了反日。” 　　“日本年轻人不太关心历史，不是他们没有良知，是因为绝大部分人没有看到过我们的照片和事实，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活动可以让更多的日本年轻人加入。我一向对人性是非常有信心的。有不少日本年轻人害怕来到中国大陆，所以中国的年轻人也应该适时伸出友好的手，告诉他们我们要的是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而不是仇日。”高金素梅说。 　　本报南京8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