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近年来日本媒体对中日问题报道与评论的最大力点，是批判中国的“反日教育”和网民的“民族主义”的话，一个星期来日本媒体在这方面的炒作，可以说是达到了高潮。
几乎所有的报章都拨出显著版面，大量报道重庆与济南亚洲杯足球赛球迷的“反日情绪”和自民党人的强烈反应。各大报也以统一的口径和不亚于自民党人的“慷慨激昂”的口吻，向北京发出严重的警告，并把话题扯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问题上。
在分析中国球迷为何“反日”（具体例子，包括对日本球队发出“嘘”声，在演奏日本“君之代”国歌时不起立及在济南球场有人展示“足球是世界的，钓鱼岛是中国的”政治布条等）时，日本媒体和官方几乎毫不例外地先归因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自民党女性局局长西川京子就反问道：“这难道不是反日教育的结果吗？”10余年来，积极主张修宪派兵和提倡爱国主义教育的《读卖新闻》，则以《“爱国”教育下诞生的反日民族主义》为题，在社论中强调中国青年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政府本身栽培的结果”。它写道：“中国反日感情高涨是1990年代后半期以后的事，特别是在战后50年的1995年，江泽民政权大力展开诉诸‘爱国团结’的‘抗日战争宣传运动’。”它认为，大部分出现在这回亚洲杯足球赛场的球迷正是接受“反日”爱国教育的“爱国世代”年轻人。
膨胀的“大国意识”
同样的，《日本经济新闻》也以《伤害北京奥运会》为题发表社论，指出球迷“反日行动”的背景是由于接受“江泽民政权反日民族主义教育与宣传”的结果。它认为，“江政权之所以纠缠于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为了将国民的不满情绪转嫁给日本。”
至于《朝日新闻》，一面在社论大谈“过分重视”“反日”球迷事件“并不贤明”，一面则在《综合版》的头条新闻，以《膨胀的大国意识背景》为题，作同样的分析。它写道：
“不仅仅只是有经历过侵略（战争）的世代，在年轻人当中，反日、嫌日（讨厌日本）的意识也很强烈。”它认为，“90年代中国的江泽民领导层加强抗日战争胜利的爱国教育。而受影响最深的是当时10来岁的年轻人。在足球赛场发出‘嘘’声，在互联网上反复以激进言论批判日本，正是以这个年龄层为中心。”
各报的另一统一口径，正如自民党人一样，是要中国检讨与停止如此有“偏颇”的“反日爱国主义”教育。一部分鹰派人士甚至主张反守为攻，要求中国修订现行的教科书。
未提具体内容与背景
不过，有关中国“反日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北京当局为何在战后50年的1995年特别重视历史教育？这是中国的独特现象，还是亚洲各国的普遍现象？在同一时期，日本国内有何动作，日本对“二战”持何种总结态度？不伦不类的日本国会“非战决议”及部分日本地方议会通过“感谢”前“皇军”议决案等，给亚洲带来何等的“刺激”与反应等，可惜并未反映在日本的大报上。各报渲染与抨击的重点，是万恶之首的中国“反日教育”。
《东京新闻》一篇发自中国的新闻报道，还特别强调中国在1990年代“通过与历史问题有关的战争纪念馆等（途径），宣传日本的‘野蛮行为’”。其弦外之音是：“战争纪念馆”是促使年轻人“反日”的根源之一。
几年前，一名日本前驻华大使甚至曾公开提出要求中国删除“抗日纪念馆”的“抗日”二字，认为它有碍中日年轻一代之正常交流。其思路和心态，同上世纪70年代一部分旅居新加坡的日本人是相似的，当时一部分日本人和日本媒体冀图通过日本的影响力，将耸立于新加坡市中心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1942?1945）”迁移至郊外。但在新加坡民众与舆论界强有力的批判与牵制下，这些妙想天开、冀图策动“搬迁纪念碑”者只好知难而退，鸣鼓收兵。因为居安思危与以史为鉴，是新加坡官民对纪念碑和历史博物馆的基本共识。它与某些日本人将纪念碑描绘为“记恨”与“反日”的“血债之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卓南生）
联合早报网 2004年0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