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采取了与强者为伍、远交近攻的方法，在富国强兵过程中形成称霸亚洲的政策
■冷战结束后，日本以“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一员”取代“西方一员”的提法；以“亚太一国”取代“亚洲一员”的概念，试图以此摆脱“西方-亚洲”双重认同的困境
■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形成“东亚共同体”的基本前提条件。但日本错误的历史观及传统的亚洲观依然存在，容易引起亚洲邻国人民的反感，并阻碍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
日本的亚洲观及对亚政策是伴随时代变迁、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演变的，但日本与强者为伍、以利益为本的传统则似乎没有多大改变。这些都对日本的国际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殖民时代日本要“脱亚入欧”
公元4世纪日本初步形成统一的大和国，朝鲜和中国是最早交往的国家。圣德太子(574～622)在位期间，日本依据中国的儒学伦理制定了《十七条宪法》。该宪法第一条便提到“以和为贵”。日本还据此自我命名为“大和民族”,但这主要是规定了国内“上和下睦”、“君臣有礼”的君臣关系，并非对亚洲邻国而言。10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武士封建领主阶级逐渐形成。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作为日本武士阶级的道德行为规范，推崇忠义、武勇的武士道成为日本封建时代政治文化的核心。随着时代变迁和东亚国际力量对比的消长，它又演变为“效忠天皇”、“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精神支柱，并反作用于日本同亚洲邻国的关系。
在殖民主义时代，亚洲成为西方列强争霸的对象，日本幕府也被迫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采取了与强者为伍、远交近攻、“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方法，在富国强兵过程中形成入侵朝、中，进而称霸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当时，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福泽谕吉(1835年?1901年)提出的“脱亚入欧论”。
福泽是近代日本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对日本近代的发展作出贡献，但其弱肉强食的“脱亚论”则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福泽宣扬日本的国民精神已“移向西洋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唇齿相依、邻国相助”之理已无意义，国际关系就是“禽兽相斗相食”。日本只能加入“食者”行列，与“文明国”共觅“良饵”，成为“亚洲东陲一新的西洋国”、“支配东亚的大英帝国”。《脱亚论》出笼后l0年，日本便挑起甲午战争。“脱亚论”的实质是“贬亚论”、“侵亚论”。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还有人著书，把亚洲比喻成“垃圾”，而日本则是“垃圾”堆旁的“大厦”。至今，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潜意识中，崇尚欧美而鄙视亚洲的心态依然存在。
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把“向南方海洋发展”定为国策，在大举侵华的同时，与德、意结盟，企图独吞法荷英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940年，外相松冈洋右首次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口号。他狂称：“日本统治西太平洋是实现其国家理想所绝对需要的。”结果导致日美之间爆发太平洋战争。日本为动员国民参战，打出所谓“解放亚洲”的“大东亚圣战”口号，对当地人和日本人都有极大的欺骗性。至今，美化“大东亚战争”的错误历史观在日本仍有市场，靖国神社仍被作为祭奠战争“英灵”的殿堂。一些右翼网站还专门利用漫画等形式向少年儿童灌输这些观念。
不过与此同时，日本近代史上也出现过反传统的“另类”亚洲观。比如日本自由民权活动家中江兆民（1847年?1901）在1887年便提出：“无论世界何国都要与之和好”；对亚洲邻国，“我们最好与之结为兄弟邻邦，缓急相救……妄图大动干戈，轻率以邻为敌，使无辜民众死于枪弹之下，那是下策”。这是对“脱亚论”的有力批判，并被历史发展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日本政府的压制。
与中江兆民的思想一脉相承，石桥湛山（1884年?1973年）也反映了日本主持和平正义的声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就主张实行“小日本主义”，坚持日本应将领土限定在固有的主要四岛及周围诸小岛，反对侵略亚洲及建立殖民统治，力主协助中国发展经济。二战后，曾任日本首相的他更加积极促进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1959年石桥访华并与周总理发表会谈公报，重申日本的有识之士从未容忍敌视中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思想和行为。1961年他提出“日中美苏和平同盟”设想，主张形成四国相互安全条约。这在冷战时期看来虽不免有些理想化，但其超越冷战的思维和争取共同安全的理念则具有历史的前瞻性。
战后日本面临“西方”与“亚洲”双重认同的困惑
二战结束后，日本和平主义思潮压倒军国主义思潮，但传统的亚洲观并未销声匿迹。日本在地区认同问题上经常陷入一种双重认同的困惑，日本政府在政治上标榜自己是“西方一员”，在地理上则强调本国是“亚洲一员”，在安全上依靠日美同盟，采取“远交近防”的态势。
冷战时期，日本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以较低的军备水准，埋头发展经济。日本以日美关系为外交基轴，坚持“西方一员”的自我定位，实际上没有独立的亚洲外交可言。这条路线是吉田茂首相(1878年?1967年)的发明。他当时推行亲美反共政策，迫于美国压力，与台湾当局“建交”，同时也从战略上考虑利用中苏矛盾，为日后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留下余地。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对日本造成巨大冲击。日本外务省认为：美苏两极抗衡已转向美中苏三国间竞争与共存，为适应形势变化，同年9月田中角荣内阁决定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从此，日本外交幅度拓宽，开始尝试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开展全方位多边均衡外交。
1976年东盟成立，引起日本高度重视。同年12月福田赳夫组阁后，在强化日美关系的同时，大力推进同东盟的关系。为此，日本对东盟国家提供大量日元贷款等政府开发援助。当时中国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关系尚未恢复，日本把东南亚视为战后亚洲外交的传统后院，强调对华提供经济援助不得牺牲同东盟的传统合作关系。
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日益重视亚太地区，日本开始把亚洲与北美、澳新作为一个整体???环太平洋来考虑，以扩大经济外交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竹下登执政不久便出访东盟，提出“亚洲故乡论”，称亚洲为日本的故乡。日本还通过设立“东盟日本开发中心”、推进资金回流计划、日本与东盟综合交流计划等，积极发展同东盟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关系，为建立“东亚经济圈”奠定基础
冷战后日本从“携美入亚”到构筑“东亚共同体”
冷战结束后，日本开始以“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一员”取代“西方一员”的提法；以“亚太一国”取代“亚洲一员”的概念，试图以此摆脱双重认同的困境，处理本国同美亚之间的关系。然而，实际上日本外交的重心仍在日美关系，加强同亚洲的关系不能不看美国的脸色。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构想，倡导东盟、中、日、韩等国家形成可以同欧美抗衡的亚洲经济合作体。因该构想将美国和澳、新排除在外，日本始终持消极态度。相比之下，日本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及安全对话则持积极态度。日本在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活动的同时坚持日美同盟，从一定意义上讲，堪称是一种“携美入亚”的政策。
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深入发展。欧盟在谋求扩大。美国拟于2005年底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日本的亚洲观及对亚政策面临新的战略抉择。在同亚洲国家建立更紧密关系方面，日本一方面受到美国因素和本国农业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又面对中国同东盟关系不断增强的现实，必须重新调整政策。
在发展同亚洲国家关系时，日本最顾忌的是美国。2002年小泉访朝后遭到美国牵制，不得不重新对朝采取强硬立场。日本同中国、东盟加强地区合作也要防止影响日美同盟关系。进入21世纪，在同东盟合作的进程中，中国超过日本成为“领跑人”。日本不免大为震惊，不得不加快对东盟外交的节奏。2003年12月，日本紧随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在东京首次主办了日本同东盟10国的首脑会议。双方发表《东京宣言》和《东盟???日本行动计划》，日本宣布与东盟建立“富有动力和持久的伙伴关系”，谋求建立“东亚共同体”。
当然，日本不会因此而削弱同美国的关系。在伊拉克战争和朝核问题上，日本政府都积极配合美国。特别是在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问题上，日本突破宪法制约，战后首次作为美国的盟国向仍可能发生战斗的别国领土派兵，不仅标志着日本战后防卫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还可能对未来日美关系的性质和日本国家走向产生重要影响。这不能不引起亚洲邻国的担忧。
中国与日本在分别加强同东盟合作的同时保持良好稳定的中日关系，是未来“东亚共同体”形成和健康成长的关键。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形成“东亚共同体”的基本前提条件。但日本错误的历史观及传统的亚洲观依然存在，容易引起亚洲邻国人民的反感，并阻碍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这是日本今后必须认考虑的和妥善处理的。▲（作者:刘江永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环球时报》 (2004年04月02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