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战后很多年里日本民众选择了淡忘，包括二战甲级战犯在内的大量日军官兵的遗孀遗孤和家属，在战后靠政府抚恤津贴缓慢恢复，也不愿社会再揭这些战殁者不光彩的一面。在汉语圈之外，对南京大屠杀最早的、多年间也几乎是唯一的官方国际记录，是国民党政府在二战期间向国际社会呈交的；很多战后出生的日本精英都是在能够直接阅读英文资料后，才开始有所了解。此外，从侵华战场回国的日军中，由于不同地区（例如台湾和华东）的作战和殖民方式区别很大，侵略军彼此之间也常常不清楚对方的行径。

冷战期间，亚洲国家按阵营站队的现实使得对于二战史的整理不合时宜。当中日准备恢复邦交时，根据日本的记录，当时的日本首相是做好了公开道歉、祭拜中国受难者并对之进行巨额赔偿的准备的。中国政府认为，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也就是说，把侵略责任主要都推给了所谓的日本军国政府，最后就落到了若干名甲级战犯头上，从而大大简化了难以辨认且容易引起争执的历史问题。建交当时，日本媒体曾提议两国共同检讨日本侵华史、共修当代史，但最终不了了之。

日本战后头40年，虽然政府中有右翼人士担任大臣甚至首相，但国会长期有1/3左右的左翼政党席位，教育界则清一色是左翼的天下，这些左翼人士在战前大量接受了苏联学界的观念，对日本侵华、中日历史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但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这些左翼老人的相继离世，日本社会总保守化的趋势不可遏止，所谓的“知中派”相继在官、产、学界失势，日本社会残余的极右翼思潮卷土重来，其不仅针对中国，连美国也成了批判对象。

日本极右翼人士中，除了少数至今仍迷信军国主义的遗族，不少是真正相信“大东亚共荣圈”进步作用的日本精英，他们认为英国法治文明哺育了香港这样的自由港，日本也可以把自己的优质文明泽被亚洲。当然，这种思维明显低估了日本与中国同质文明中的劣根性部分，何况其所看重的文明和自由诸要素在价值序列上也不能天然地高过民族自决；在实践中，脱离各种条件，不但香港的例子不能被简单复制，还可能重复伊拉克移植民主后的乱局。

军国流毒的宗教外衣

回过头来说以靖国神社为象征的另一类极右翼思潮。虽然在政教分离的日本社会，早已和政府脱钩的靖国神社已没有军国时期“政军教”三合一集权代表机构的威风，但作为独立的宗教组织，它却拥有在信仰自由名义下不受日本政府和主流社会干涉宣传内容的权利。

靖国神社历史上曾为所有在日本对外战争中“替天皇而战”的军人提供神道宗教服务，与政府脱钩后，为了保持其财力、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力，美化日本一切对外战争就成了这一残余机构的必然选择。靖国神社这一意愿，和去那里祭祀祖先亡灵的日本国民没有任何关系。在最早进入神社的日本亡军灵位中，并没有二战甲级战犯；其灵位是在日本重获自主后，被靖国方面悄悄摆进去的，而且天皇知道此事后，就再也没有公开参拜过靖国神社。但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面对宗教习惯、面对曾经为日本军国政权无辜战死的祖先亡灵，不去祭拜靖国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表达信仰和情绪，内心就会备受折磨，所以只能簇拥着去祭拜。

由于靖国神社极力参与政治，把日本政坛搅得乌烟瘴气，一些日本军属认为它没有尽到奉灵的神职，祖先在靖国这个多事之地得不到安息，曾向靖国要求索回祖先灵位。例如一名甲级战犯的后代就公开表示过，虽然他那位曾担任军国内阁外相的祖父在战前极力反对日本侵华，在战争后期极力促成日本快速结束战争，不应该是日本侵华的罪人，但是为了日本和平与日本人心安定，他们愿意接受将先人灵位迁出靖国的安排。另外，中国人熟知的台湾原住民代表也曾要求从靖国请回祖先灵位。但所有这些要求，都遭到了靖国方面的断然拒绝，借口是每一个个体一旦进来，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旦分离，日本国和人民将丧失先人庇护。

在民主国家，政府不能号令宗教组织，所以靖国神社一直漠视一些日本官员的呼吁，包括有关重建一个新的神职机构或者纪念场馆的提议。曾有日本国民因为与靖国神社在移灵问题上的争端，将其告上法庭，但最终，靖国神社以其宗教决定不受政府干涉的理由大获全胜。法庭宣判之后，靖国方面更无所顾忌，发展到后来，很多日本人都对它睁只眼闭只眼了。

推究靖国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延续政军教集权色彩的组织，在民主社会中变身为宗教组织继续生存扩张，并且不受日本世俗法律和政府法令的约束。这些年来，日本的左翼进步力量一直在想办法，要么证明靖国是非宗教性质的世俗政治组织，要么剪掉其政治羽翼、将其变为纯宗教组织。但这中间，每每中国方面对和靖国神社有关的日本活动反应过激、每每中国官方舆论对靖国神社的选择性描述被传回日本，都会被利用，反而帮助了靖国神社扩张它在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这是两国在化解靖国分歧问题上多年“劳作”未见效的原因之一。

取悦国民之“民主”

更为超脱地看，当代日本国内的反华情绪，尤其是在中青年和青年人中间，和中日历史关系不大，主要在于经历了几十年的黄金期后，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步入萧条，而后来的许多制造工业转移到中国，在日本国内，中国就成为日本经济萧条、产业转型以及政府经济政治改革不力造成的高失业问题的替罪羊。日本有一个青年漫画家，以专画反华卡通漫画为生，在日本的青年群体中很有市场，曾被民调选为最受日本青年欢迎的日本人。

再有，日本民主是由于战败等特殊原因而被外力强行移植的，它在长时间内仍然属于小集团式的专权政治；自民党曾主导政府和国会多年不遇对手，就是明证。为了通过一部《信息公开法》，日本新生的民间力量奋斗了十多年，受到百般阻挠。幸好移植的宪法为日本保留了各级地方自治权，信息公开法律先在地方施行，许久后才被中央的自民党政府放行。

在经济的原始上升期，日本的移植民主看不出它的问题，但在经济萧条期，在错综纠结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下，就开始表现出政治经济改革乏力、取悦国民越来越难的问题。政客小泉受到吹捧，和这种格局关系很大。小泉是日本国内和大财阀势力走得最近的政客，他的所谓“构造改革”只是虚晃一枪，实际上把邮储系统改革、年金系统改革等问题都推给了继任者。但是利用部分日本人的反华情绪，他反而在国内“混”到了爱国者和改革者的名号。

从历史上看，与小泉走得最近的财阀集团，也曾是日本军国历史上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鼓动者和参与者。日本当代有若干的财阀集团正是在二战期间的财阀集团基础上扩建或重建起来的，比如当今在中国赚足暴利的日本三菱，其前身二战时曾参与劫掠迫害中国劳工，而它至今仍不肯在日本法庭上承担赔偿中国被害劳工的民事责任。这也多少解释了财力和政治资源与日本财阀集团关系紧密的政客小泉，为何自称对华友好却又不停地参拜靖国神社。

当前的福田首相与小泉同属自民党内的“森喜朗派”，取悦国民和“桩脚”的压力依然。虽然福田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有所让步，但在实利交往中十分强硬。例如在中日东海问题谈判上。饶是如此，当东海协议的细节按《信息公开法》在日本详细公布后，日本国民仍然大呼国益受损，要求日本政府“在今后的中日交易中确保日本利益”。

阳光下的和解之路

历史阴影对于两国当代交往的影响，一直没有停止。如果今后中日政府要打通一条道路，解决历史和实质问题，现在两国国内和政府的变化，已经提供了各种利好。其中的一个中方因素是，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有些人怀疑，中国政府可能仍然不愿直面中国国民党政府正面反日本侵略的历史，从而不会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但这样的担心实在多余。

在美国的日本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现阶段靖国神社的宗教组织性质，中日两国一定要淡漠对靖国神社问题的反应，尤其是中国，要给对方留下时间和空间，让日本国内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但依笔者看，一味坐视也不是办法，最好是由中日双方共同出面，在国家层面共同纪念二战。这当然要有一方政府先提出动议。为了避免提议落空，可先由中日民间学界发起讨论，再经过中日官方之间非正式会谈，过渡到两国互驻官方机构“非传统式”的咖啡外交，最后由高层确定两国怎样共同纪念。例如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东京共建反日本侵华战争及二战亚洲战场的纪念碑、纪念馆，并由两国在两地共同举办国家级纪念仪式。

具体而言，在北京可建“中日国家反日本侵华战争纪念碑”和纪念馆，纪念所有被日本侵略军杀害或残害的中国人和国际友人，纪念所有参与中国反日本侵略的中外军人（包括美国飞虎队）和参与保护中国平民的国际友人（包括日本友人）；在东京可建“日中反二次世界大战国家纪念碑”和纪念馆，纪念所有被日本侵略军杀害迫害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纪念在二战中遭受战争杀害和迫害的日本平民（包括在日本本土原子弹爆炸中牺牲的日本平民），纪念所有因反对日本侵华和侵略亚洲的战争而受到迫害的日本军人和日本平民等。

建设国家纪念设施的同时，可每年在反日本侵略的重要纪念日（如7月7日、8月15日、9月3日），由中日官方合办国家哀悼仪式，并向全球的华人、日本人以及世界人民开放参加纪念仪式。在共同举办纪念仪式时，应该吸取当年小泉来华，安排他进行所谓的“参观”卢沟桥而引发中国举国愤怒的教训，把这种来访归类于“祭拜”和“哀悼”的范畴。

另外，还可由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台湾当局有关机构，与日本文部科学省一起修编、颁布日本侵华战争编年史纲和教学参考，并且从技术上淡化处理对若干局部历史数字的分歧，以成大事。这里引入中国国民党因素的原因，在于作为当时中国国家反日本侵华正面战争的当事者，中国国民党历史学者参与整理中日二战史，便于厘清一些历史争议的细节。

不管日本是一个多么多元化和各种声音都有的社会，上述中日政府在各自宪法框架内的正面纪念和化解历史分歧的举动，都会有助于排挤、弱化靖国神社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直到有一天日本国内能找到解决靖国神社宗教身份的方法，彻底解决其所引发的政教矛盾。

在官方正面纪念历史、冷处理靖国、技术上淡化历史细节分歧的前提下，当前中日两国攸关经济政治实质利益的交往，就没有必要以一方的让步去为历史和两国关系大局“埋单”。而且从战术上看，只有中日之间的交易在各自国内都有挑剔的声音，才会是公平的买卖。

对两国政府而言，已被历史问题困扰了近10年的中日当代邦交，再不能这样耗下去了。而且关键的是，当代的两国政府和民间智慧，完全有能力在阳光下解决历史问题，轻装上阵，走向真正的“邦交正常化”。今年虽然中国还没有举行国家纪念仪式，但在日本的纪念活动中，两国官方的行动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接下来，两国需要政府间的全面、实质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