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有必要改善两国关系
以通过中日两国的人民、学者、记者等，增进中日两国之间相互理解为目标的日本民间团体“日中传播研究会”（JCC，代表：北海道大学教授高井洁司）21日在东京都内召开了题为“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的国际研讨会。
近年来，虽然中日两国之间在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共同利益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历史问题等主要原因，使得两国人民间的国民感情恶化，互联网上的评论和部分媒体的报道也倾向于情绪化、攻击化，从而使事态变得令人担忧。参加此次研讨会的除了中日两国的学者、记者之外，还有约300名普通的市民参加。他们对于媒体的报道方法，以及在中日两国引起争议的“对日关系新思考”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刘志明主任指出“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相互间的舆论不断恶化和两国媒体的报道姿态的变化是不可分开的。首先，就报道的内容而言，双方国家对于对方的负面报道都大幅度地增加，那些情绪化的、煽动性的报道的比例在上升。许多报道不但没能促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反而增加了两国间的对立。”他认为，为了使中日两国舆论环境好转，知识分子和媒体的作用很重要。
神奈川大学的田?光永教授曾以“日本的‘反中国论’的构造”为题，对“文艺春秋”、“正论”、“SAPIO”等保守派杂志的报道倾向进行分析。并将其论调大致分为4个层次指出：
1、对中国经济和国内状况的批判；
2、“沈阳闯馆事件”和主权侵犯论；
3、靖国神社参拜问题；
4、历史问题等。
其中，对于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他指出，5个杂志的论调均表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祭奠那些为国牺牲的亡灵，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要阻止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干涉日本内政。希望首相不要屈服于外界压力。”与中国方面所批判认为的“首相公然参拜祭奠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是为那些甲级战犯翻案，是无视战争受害者心情的行为”的看法出入很大。
此外，包括小泉首相在内的参拜容任派极力回避谈及战争责任，因此他表示，如果中方想将日本在战争责任追究上的不彻底问题化的话，不用关联到靖国神社，最好直接指出。
下午，提出应当战略性地、现实性地处理中日关系，在中日两国掀起讨论的“对日关系新思考”理论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冯昭奎研究员作了演讲。
时教授提出：“除了争取大力阻滞中日两国相当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恶性发展这一头等要务外，应当将中日关系的重心逐渐转到经如下定义的“战略关系”上来。即（1）防止中日经久敌对；（2）争取建设中日间可能程度的战略互信；（3）在可行范围内，为东亚稳定、和平与繁荣进行某些中日战略性协作。”
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了历史问题的解决必需靠中日双方的努力，“中国对中日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要有历史信心和耐心。历史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需要日本人民来解决。在就历史问题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争执的同时，需要将眼光放远，通过自己的作为积极和耐心地积累使历史问题能够得到较好或很好解决的大历史条件。为此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日本民众中积累更好的自身形象，形成比现在大得多的积极影响。”
另外，对于日本，时教授指出：“日本正在相当急切地追求“正常国家”地位，然而,日本政界和很大部分关心国务的国民大概还没有细致和全面地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日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正常国家”。作为具体的问题，时教授指出了六点：（1）“对外政策的独立性（现内阁在安全保障和国际政治上对美国过分追随，少有独立姿态）”、（2）“和邻国正常的关系（日本必需以诚意和努力来保持和邻国间正常的政治关系，这一点有所不足，特别是对于中国）”（3）“对于本国历史的现状和面向未来的正常心态（日本长期经济不景气，而且政治体制也有所缺陷，对此的认识不充分，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决心不够）”（4）“作为政治大国的健全的特色（相对于强化军事实力，日本更应当致力于环境保护、国际开发援助，以此谋求建立和平国家的目标）”（5）“对于世界政治和地域的国际政治的责任（关于日美安保新指针、有事法制、导弹防卫等问题，对中国的说明与保证不够充分）”（6）“与自身相符合的地位（日本作为大国的发展受到国家规模和中国的崛起等地域环境的制约）”。
最后，时教授引用了20世纪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名言。“外交必需从对方国家的观点注视政治舞台”、“各国在所有对它们并非最重大的争论问题商必须愿意妥协”、“政府是舆论的引导者，不是舆论的奴隶”。时教授指出，这些名言可以成为远大的战略眼界和创新性战略思维主导下的中日外交座右铭。
(下)“对日新思考”与“对华新思考”
继时殷弘后登场的冯昭奎主张“中日关系需要新思考”，具体强调了以下五点。
1、对日新思考绝对不是靠一个人的文章就能提出的。它是政治民主化、政策科学化延伸到外交政策领域的结果，是众多学者的意见反映到外交政策上的产物。但请大家不要误会，学者绝对没有成为政府的代言人。学者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外交新思考和新思考外交不能混为一谈。
2、对日新思考的中心、切入点是经济问题。很多人主张历史问题是日中关系的中心，我不这么认为。对于两国来说，经济发展才是国家的中心任务。另外，由于历史问题等政治问题太复杂，先解决历史问题再发展两国关系这种想法不现实。
现在日中关系被称为是“政治冷、经济热”。我不同意“政治冷不会影响经济热”这种观点。这是因为（1）如果没有政治摩擦，经济关系会更顺畅；（2）新干线等大型国家工程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将起到互补作用，但政治和民族感情的影响无法避免；（3）一些主张反日的人经常提出抵制日货，这在抗日战争年代也许适用，但在经济多国化发展迅速的现在，“日货”、“国货”、“洋货”等观念已经不能存在了，这已经是一种基本常识；（4）反华、反日情绪发展下去也将会对日本的对华投资造成不良影响。不一定不会对“经济热”产生影响。
3、（新思考）并不回避历史问题等敏感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应该认真对待。但是，历史问题与经济及民间交流等同时进行是可能的，不能让历史问题影响到其他问题。历史问题可以通过扩大民间交流、促进相互理解等，通过民间外交寻求根本性的解决。另外，对于（日方）参拜靖国神社等非理性的问题应该每年予以反对。
4、对日新思考不是孤立的观点，而是以加入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多边外交为中心的中国新思考外交的组成部分。大国的抬头会像过去西班牙、英国、美国那样伴随着战争，因而给周边国家带来担忧、恐怖、反感，因此决非易事。中国将通过理性的、务实的、谦虚的外交实现和平发展。为此，中国十分重视国内外的安定。对日关系摩擦加大不仅会波及国内稳定，也会影响对外关系。邓小平过去访问日本时说道：“我是来求取长生不老药的”，这种谦虚的态度十分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日本的制造等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的东西。
5、中日关系的发展需要双方的努力。人们常说：“一只手拍不响。”日本也需要有一种对华新思考，从而克服对华关系上的障碍。就像某位华侨说的那样：“日中关系极其复杂。就像一对老夫妇一样，各执一词。”
鉴于以上原因，冯昭奎就日中关系的改善提出以下5点建议。
1、关注有愈演愈烈趋势的反日反华情绪，做出及时的应对措施。经济将受到民族主义情绪化的影响，建议对网络民族主义进行调查，在总结后向两国提出。
2、企业界应着手文明、文化的对话。日中两国虽是同源，但文化上还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必须为增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而做出努力。
3、应该发展更多的日中关系连接渠道。以前有过好多重要人物的渠道，但现在却很难。在中国的领导层中，很少有人能够深刻地理解日本，即使想把某人发展成为重要的联络人，也会由于担心被指责为“亲日派”而拒绝。或许将来应该由众多小人物来担任此角色。因为，现在是即使是小人物也可就外交政策向中央进言的时代。
4、不要使经济贸易问题政治问题化。有必要防止感情原因影响国家大工程的实施。同时，使经济关系的强化与政治关系的改善相辅相成。
5、强化历史教育。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为基础，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了解的同时，也应加深对日中间2000年来的交流史及战后日中关系历史的理解。留学生将在此问题上起很大作用。
在两人的演讲后展开的讨论中，横滨市市立大学的矢吹晋教授称：“以往很少有人像冯先生那样强调要学习战后50年的历史。以往中国一直强调日本的军国主义，如果拘泥于此而忽视了战后日本的话那就麻烦了。”另外，东京新闻编辑委员清水美和发言说：“新思考不仅体现在马立诚、时殷弘等的论文中，我想也体现在胡锦涛国家主席的外交政策中。但是日方却采取‘提出新思考的是中国’的观望态度，无视中国所发出的信息，导致在中国，认为‘新思考是一味向日本让步’的想法蔓延，使得新思考无法继续发展。”对日方的理解不充分提出了批评。
关于日本应有的对华新思考的核心，矢吹教授认为：“不仅是对华新思考，而应该放眼于东亚乃至整个世界。在欧洲，欧盟之所以能实现区域一体化不是因为他们有基督教等共同文化，而是由于‘因为军事技术的发达，所以不能再有战争’的共识在以德国、法国为首的各国之间扩大开来。日中两国虽然都处在儒教文化圈中，但还是摩擦频起。两国必须有（日中之间不可以再度发生战争的）维持和平的意识。另外，关于经济合作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明确表示加入世贸组织后早晚会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化。因此日本应该承诺为人民币自由化做出支援，以构筑亚洲合作体制。”（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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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京都内召开的有关中日关系的国际研讨会（21日摄于早稻田大学国际会议场） |
以通过中日两国的人民、学者、记者等，增进中日两国之间相互理解为目标的日本民间团体“日中传播研究会”（JCC，代表：北海道大学教授高井洁司）21日在东京都内召开了题为“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的国际研讨会。
近年来，虽然中日两国之间在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共同利益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历史问题等主要原因，使得两国人民间的国民感情恶化，互联网上的评论和部分媒体的报道也倾向于情绪化、攻击化，从而使事态变得令人担忧。参加此次研讨会的除了中日两国的学者、记者之外，还有约300名普通的市民参加。他们对于媒体的报道方法，以及在中日两国引起争议的“对日关系新思考”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刘志明主任指出“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相互间的舆论不断恶化和两国媒体的报道姿态的变化是不可分开的。首先，就报道的内容而言，双方国家对于对方的负面报道都大幅度地增加，那些情绪化的、煽动性的报道的比例在上升。许多报道不但没能促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反而增加了两国间的对立。”他认为，为了使中日两国舆论环境好转，知识分子和媒体的作用很重要。
神奈川大学的田?光永教授曾以“日本的‘反中国论’的构造”为题，对“文艺春秋”、“正论”、“SAPIO”等保守派杂志的报道倾向进行分析。并将其论调大致分为4个层次指出：
1、对中国经济和国内状况的批判；
2、“沈阳闯馆事件”和主权侵犯论；
3、靖国神社参拜问题；
4、历史问题等。
其中，对于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他指出，5个杂志的论调均表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祭奠那些为国牺牲的亡灵，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要阻止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干涉日本内政。希望首相不要屈服于外界压力。”与中国方面所批判认为的“首相公然参拜祭奠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是为那些甲级战犯翻案，是无视战争受害者心情的行为”的看法出入很大。
此外，包括小泉首相在内的参拜容任派极力回避谈及战争责任，因此他表示，如果中方想将日本在战争责任追究上的不彻底问题化的话，不用关联到靖国神社，最好直接指出。
下午，提出应当战略性地、现实性地处理中日关系，在中日两国掀起讨论的“对日关系新思考”理论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冯昭奎研究员作了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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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演讲的时殷弘 |
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了历史问题的解决必需靠中日双方的努力，“中国对中日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要有历史信心和耐心。历史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需要日本人民来解决。在就历史问题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争执的同时，需要将眼光放远，通过自己的作为积极和耐心地积累使历史问题能够得到较好或很好解决的大历史条件。为此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日本民众中积累更好的自身形象，形成比现在大得多的积极影响。”
另外，对于日本，时教授指出：“日本正在相当急切地追求“正常国家”地位，然而,日本政界和很大部分关心国务的国民大概还没有细致和全面地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日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正常国家”。作为具体的问题，时教授指出了六点：（1）“对外政策的独立性（现内阁在安全保障和国际政治上对美国过分追随，少有独立姿态）”、（2）“和邻国正常的关系（日本必需以诚意和努力来保持和邻国间正常的政治关系，这一点有所不足，特别是对于中国）”（3）“对于本国历史的现状和面向未来的正常心态（日本长期经济不景气，而且政治体制也有所缺陷，对此的认识不充分，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决心不够）”（4）“作为政治大国的健全的特色（相对于强化军事实力，日本更应当致力于环境保护、国际开发援助，以此谋求建立和平国家的目标）”（5）“对于世界政治和地域的国际政治的责任（关于日美安保新指针、有事法制、导弹防卫等问题，对中国的说明与保证不够充分）”（6）“与自身相符合的地位（日本作为大国的发展受到国家规模和中国的崛起等地域环境的制约）”。
最后，时教授引用了20世纪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名言。“外交必需从对方国家的观点注视政治舞台”、“各国在所有对它们并非最重大的争论问题商必须愿意妥协”、“政府是舆论的引导者，不是舆论的奴隶”。时教授指出，这些名言可以成为远大的战略眼界和创新性战略思维主导下的中日外交座右铭。
(下)“对日新思考”与“对华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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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京都内召开的有关中日关系的国际研讨会（21日摄于早稻田大学国际会议场） |
继时殷弘后登场的冯昭奎主张“中日关系需要新思考”，具体强调了以下五点。
1、对日新思考绝对不是靠一个人的文章就能提出的。它是政治民主化、政策科学化延伸到外交政策领域的结果，是众多学者的意见反映到外交政策上的产物。但请大家不要误会，学者绝对没有成为政府的代言人。学者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外交新思考和新思考外交不能混为一谈。
2、对日新思考的中心、切入点是经济问题。很多人主张历史问题是日中关系的中心，我不这么认为。对于两国来说，经济发展才是国家的中心任务。另外，由于历史问题等政治问题太复杂，先解决历史问题再发展两国关系这种想法不现实。
现在日中关系被称为是“政治冷、经济热”。我不同意“政治冷不会影响经济热”这种观点。这是因为（1）如果没有政治摩擦，经济关系会更顺畅；（2）新干线等大型国家工程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将起到互补作用，但政治和民族感情的影响无法避免；（3）一些主张反日的人经常提出抵制日货，这在抗日战争年代也许适用，但在经济多国化发展迅速的现在，“日货”、“国货”、“洋货”等观念已经不能存在了，这已经是一种基本常识；（4）反华、反日情绪发展下去也将会对日本的对华投资造成不良影响。不一定不会对“经济热”产生影响。
3、（新思考）并不回避历史问题等敏感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应该认真对待。但是，历史问题与经济及民间交流等同时进行是可能的，不能让历史问题影响到其他问题。历史问题可以通过扩大民间交流、促进相互理解等，通过民间外交寻求根本性的解决。另外，对于（日方）参拜靖国神社等非理性的问题应该每年予以反对。
4、对日新思考不是孤立的观点，而是以加入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多边外交为中心的中国新思考外交的组成部分。大国的抬头会像过去西班牙、英国、美国那样伴随着战争，因而给周边国家带来担忧、恐怖、反感，因此决非易事。中国将通过理性的、务实的、谦虚的外交实现和平发展。为此，中国十分重视国内外的安定。对日关系摩擦加大不仅会波及国内稳定，也会影响对外关系。邓小平过去访问日本时说道：“我是来求取长生不老药的”，这种谦虚的态度十分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日本的制造等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的东西。
5、中日关系的发展需要双方的努力。人们常说：“一只手拍不响。”日本也需要有一种对华新思考，从而克服对华关系上的障碍。就像某位华侨说的那样：“日中关系极其复杂。就像一对老夫妇一样，各执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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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演讲的冯昭奎 |
1、关注有愈演愈烈趋势的反日反华情绪，做出及时的应对措施。经济将受到民族主义情绪化的影响，建议对网络民族主义进行调查，在总结后向两国提出。
2、企业界应着手文明、文化的对话。日中两国虽是同源，但文化上还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必须为增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而做出努力。
3、应该发展更多的日中关系连接渠道。以前有过好多重要人物的渠道，但现在却很难。在中国的领导层中，很少有人能够深刻地理解日本，即使想把某人发展成为重要的联络人，也会由于担心被指责为“亲日派”而拒绝。或许将来应该由众多小人物来担任此角色。因为，现在是即使是小人物也可就外交政策向中央进言的时代。
4、不要使经济贸易问题政治问题化。有必要防止感情原因影响国家大工程的实施。同时，使经济关系的强化与政治关系的改善相辅相成。
5、强化历史教育。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为基础，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了解的同时，也应加深对日中间2000年来的交流史及战后日中关系历史的理解。留学生将在此问题上起很大作用。
在两人的演讲后展开的讨论中，横滨市市立大学的矢吹晋教授称：“以往很少有人像冯先生那样强调要学习战后50年的历史。以往中国一直强调日本的军国主义，如果拘泥于此而忽视了战后日本的话那就麻烦了。”另外，东京新闻编辑委员清水美和发言说：“新思考不仅体现在马立诚、时殷弘等的论文中，我想也体现在胡锦涛国家主席的外交政策中。但是日方却采取‘提出新思考的是中国’的观望态度，无视中国所发出的信息，导致在中国，认为‘新思考是一味向日本让步’的想法蔓延，使得新思考无法继续发展。”对日方的理解不充分提出了批评。
关于日本应有的对华新思考的核心，矢吹教授认为：“不仅是对华新思考，而应该放眼于东亚乃至整个世界。在欧洲，欧盟之所以能实现区域一体化不是因为他们有基督教等共同文化，而是由于‘因为军事技术的发达，所以不能再有战争’的共识在以德国、法国为首的各国之间扩大开来。日中两国虽然都处在儒教文化圈中，但还是摩擦频起。两国必须有（日中之间不可以再度发生战争的）维持和平的意识。另外，关于经济合作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明确表示加入世贸组织后早晚会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化。因此日本应该承诺为人民币自由化做出支援，以构筑亚洲合作体制。”（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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