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谁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朋友”一文，让我感到“日本友人”面目下的另一副面孔，好似银行早已放出了一些小贷，并赠送了一些小惠，以便以后吸引更多的主顾和更大的生意，但又要不厌其烦不计其数的向全世界声明本行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不会做生意，只会交朋友，只会给朋友白送钱！这是好阴险的另一张脸！
这位“日本友人”或者其“同志”（不过有不少根据让我们更相信是“友人”自己）在某处的另一篇很是精彩的引得无数“哈日族”迷恋的“日剧”对白中写道：“政治上从来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难道“友人”得了健忘症？！其实这句话辩证的来看，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中是正确的。任何国家不会无缘无故的拿本国纳税人的钱去讨好没有用处的“朋友”，这很是残酷很是无情很是势利很是等等，但这是当今人类世界的国际政治现实，没人能够怀疑的现实！当然既然成为了通用的国际关系的默认规则就有其存在的道理和合理性，否则国际“游戏”是玩不下去的。作为经济“动物”的日本，应该是游戏中的主要玩家之一，决不会忘了规则的。
在“谁是朋友”的文章中“友人”用了大量的笔墨描述了日本ODA（政府开发援助）的美丽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不为私利，充满热心，慷慨大方，打抱不平的世界级的“真正的朋友”。事实是这样的吗，这么好的朋友我们非要把他作为敌人斗争到底吗，我们不是傻到底就是坏到底了吧？？让我们先看看ODA的来源，本义和组成，“友人”好像没有讲这些。
国外研究机构以及我国社科院等也都进行了很专业的研究。先让我们回顾一下ODA的历史。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的产物。国家之间的相互援助本身，可以说自国家产生以来便已有之。但它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现象，则还是形成于近代主权国家体系出现的时期，后来经过两战期间的发展，最终于二战以后才逐步演变成如今的援助体系。战后国际贸易体系经历了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的发展历程，货币金融体系则经历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多边协调体系的发展历程。同样，对外援助体系也经历了从东西方援助竞争到以经合组织下属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AC）为中心的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国际援助体系日臻完善，与此相适应的援助理论体系也日趋精密。ODA作为政府援助，其内容既包括无偿援助，也包括需要由受援国予以偿还的优惠贷款。例如，美国在冷战时期实施的巨额军援往往都是“慷慨”的无偿援助。而在发达国家提供的经济开发援助中，有偿贷款却占据了很大比重。尤其是在日本提供的双边ODA资金中，有偿援助的比重远远大于无偿援助。发达国家的援助“任务”，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经过长期努力争取到的结果，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保证自己的利益而有些“迫不得已”的保持世界平衡（也包括保有世界级的购买市场）的手段和方法。毕竟世界的海是相通的，世界的空气是一样的，坏了哪一家都会“殃及池鱼”。
日本对华ODA主要分有偿资金、无偿资金合作及技术合作3大部分，已形成在资金构成上以日元贷款为主、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的形式。可以看出，以日元贷款为主，也就是说，大部分ODA的钱是要还的，不是白拿白用，只是利息要低些。其余的都要和“施善者”合作，也就是他要告诉“受领者”你该如何花钱，大多数的钱要你买指定的东西，贵不贵值不值你无权评论，俗话说“白吃枣还能埋怨枣不甜吗”，而且还有可能培养了“粗人”的你对“贵族枣”的“高尚”偏爱。不过更多的事实是，要想再吃，只能买了。
对于这几年日本ODA的日元贷款，只有中国真正做到了自己的信用，认真偿还每一笔的日元贷款，看看其他国家，比如印尼，根本没有偿还的意识和可能。我们可以想象银行的钱是否愿意借给有信誉能偿还的客户还是拿钱赖账的人呢？不过日本的ODA的事实又让我们有些困惑，日本ODA贷款给与印尼这些东南亚的要多于中国，精明的日本人怎么糊涂了？其实，日本人一点也没有糊涂，这里已经很明显的体现了某种“喜好”和“担心”，也正说明了“朋友”还有顾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尚在经济复兴时期即以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重身份加入了西方阵营的对外援助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确立后，在对东南亚地区国家战争赔偿过程中形成的独具日本特色的对外经济合作（援助）ODA模式，为日本经济的复兴与高速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20世纪60年代中期跻身名副其实的援助国后，通过增加对亚洲亲美反共政权的经济援助，既缓解了日美之间的矛盾，又扩大了在亚洲的政治影响。70年代初，日本通过“乞油援助”，顺利摆脱了石油危机的困扰，经济大国地位日益巩固。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配合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日本对外援助也开始急剧增加，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以经济实力影响国际政治的效果。90年代至今，尽管日本经济不景气而影响了对外援助总额的持续增长，但其雄居世界最大援助国宝座的地位并未动摇，只是援助的形式和内容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事实表明，对于在军事上受到极大限制的日本来说，对外经济援助始终是其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而美国不同，对外援助只是辅助手段，不过美国的ODA相比日本援助金额也不低了。（“日本友人”总拿美国来和日本作比较的，看来知识积累还有所不足，分析问题还不深刻。）如果说日本在做好事，但做好事不留名是美德，做好事要极力告诉所有的人，我们难免不得不怀疑这些“大款”的不纯的动机。当然，对华日元贷款在当时中国百废待兴，资金缺乏，刚刚恢复建设的时候，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中国人是有良心的，中国不仅多次感谢了（根本没有象有些善于说谎的日本人说的那样，中国毫无谢意，从不感谢，中国实实在在具体的作了，又出书又写了报告，而且也和这位“友人”一样很少谈论ODA的实质，为“朋友”留些面子），而且也利用尽可能的条件宣传了中日友好（如果当时有现在这样的媒体和互联网，可能全国人民都会“哈日”了），可以说在很长时间我们是尽量不揭日本的战争之“痛”（看看当时大量引进的日本电影电视剧就可知我们的社会舆论的导向了）。后来的发展，众所周知，挑起种种事端的谁了？对了，是我们的“朋友”。日本希望日元的作用（应该说更多是放贷的作用），能够让中国人民忘了血淋淋的历史，也能够建立起“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可是我们还没有变成白痴，还有尊严，我们还能算得来历史的帐，因为我们的“朋友”给我们造成的创伤还很深，还有血在渗出，因为“朋友”抢走了我们的钱后现在“好心”[借钱]给我们的同时?
让我们回到日本的ODA的具体问题上来。在日本外务省的网页上就有ODA的相关一栏，新的ODA方案中明确的写上了今后日本推行ODA的主要目的是透过其实现“国家利益”。日本自己的媒体早已得出结论，“对于无法将军事作为外交手段的日本政府来说，ODA历来都是一个重要的外交渠道”。看来日本人自己都承认了ODA不是白给的“陷饼”，为何“日本友人”及其“友人N…世”还要宣传这是“免费的午餐”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社科院朱风岚学者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点到实处，让我们节选一些他发表的论文来看看他是怎样具体分析：
[1991年4月，海部俊树首相向国会发表了日本政府的"ODA四指针”，即日本在实施对外援助时要充分注意受援国的以下情况：军事支出；武器开发及生产；武器输出与输入；民主化、市场经济体系、基本人权与自由保障。就是在日本政府强行通过《PKO法案》的国会上，战后日本对外援助史上第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ODA大纲》亦被顺利通过。
日本政府对ODA四原则的具体运用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加强对冲突国家或热点地区的援助。冷战结束后，虽然美苏支持或参与下的战争不复存在，但因种族、宗教等导致的地区性冲突和战争成为国际安全问题的新焦点，也自然为向“政治大国”迈进过程中的日本所关注。日本政府表示，日本不仅将通过增加对联合国维和活动的财政支持，为解决冷战后的地区冲突做贡献，而且还将在解决冲突和争端后，对当事国家或地区进行经济援助，以巩固其和平稳定。为此，日本毛遂自荐，主动承担战乱地区重建的国际援助会议，并承诺充当主要出资国。1993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后，日本抢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前，恢复对越南的经济援助，提供500亿日元贷款，50亿日元无偿援助，又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600亿日元资金，因此当上了国际援越会议主席。同样，海湾战争后的1993年5月，日本政府不顾美国的反对，对伊朗重开了曾中断17年的日元贷款，其用意无非是想取代美国在伊朗的政治影响。1994年外务省的《ODA白皮书》明确指出，对于向原南斯拉夫地区、卢旺达等国家，日本不仅应从人道的观点，而且还应从建设新的和平秩序的观点出发做出积极贡献。1995年6月，日本与朝鲜之间达成有关向朝提供紧急大米援助的协议，向世人展示日本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中不?
1998年1月，日本发起主办“关于争端预防战略东方国际会议”，邀请众多的非洲国家代表以及联合国、非洲机构代表参加。同年秋，日本在东京召开第二次非洲会议，其在非洲的影响和作用不断增强。日本不但牵头实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而且多次主办柬埔寨复兴国际会议，这种出钱又出力的行为，为日本赢得了国际声誉。
第二，以支援市场经济化、民主化为由，通过增加、减少或冻结ODA来加强其在构筑国际新秩序进程中的发言权。日本对冷战后致力于实行民主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中亚5国、高加索3国和蒙古、越南、柬埔寨，中南美的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秘鲁以及在新体制下重返国际社会的巴勒斯坦、南非等国家都给予了大量援助。
第三，从其“无核三原则”的外交立场出发，力图以ODA为手段来掌握世界军控的主导权。将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的防务政策挂钩是冷战后日本ODA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对中国的ODA政策上，日本不但与中国的核试验挂钩，还与中国正常的军费支出增长相联系，反复要求中国政府提高军费支出透明度，立即停止核试验，并以停止1995年度的无偿资金援助进行所谓的制裁。日本政府在利用ODA为筹码影响受援国的军备政策上，并非一视同仁，而是有明确的选择性和针对性。
日本ODA量的增加一向被看作是其“国际贡献”的重要内容和尺度。的确，冷战后随着日本ODA政治化的日益明显，它已成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中强有力的外交工具，其在日本对外政策手段中的绝对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但是，《PKO法案》、《自卫队法》以及《防卫大纲》等一系列法案的通过，又使日本增添了新的“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外交手段。事实进一步证明，日本政府确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经济援助的手段来影响国际政治和推行“政治大国”战略目标，而是要直接从政治和军事人手谋求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进入后冷战时期的今天，对外经济援助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也在相对悄然下降……]
以上，朱风岚学者客观具体的分析，已经让我们很明白了日本ODA打得是张什么样的牌。
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日本对华的ODA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小了，国外的直接投资将可以替代日元贷款。而且正如前朱总理对日本ODA的干事所言的那样，中国完全用能力调达足够的资金，言下之意是，可以不需要日本的ODA了。其实日本也看到了这一点，也调整了对华的ODA的结构，目前，日元贷款主要用于中国的环保等和日本也息息相关的领域。日本对华的ODA最终还是会结束它的冠冕堂皇的“使命”的。
最后还想补充的是，关于非典时期的日本积极地对华援助，在日本国内早已有人分析了其真正的背景。小泉纯一郎在对朝外交上的尴尬，和由于自己的参拜靖国造成的中日关系的冷淡，已经造成了外交毫无作为的首相的不良形象，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重塑自己对华有智有谋得政治形象（给中国些实惠以期减小抗议自己参拜的声音，同时迎合国民的期望：期望看到对华的强硬立场而又能稳固中日的“紧密”关系），提高自己的政治得分。不过在批准对华的抗击非典的援款的时候，也遭到了日本许多国民的强烈反对，在当时的民放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不应该给中国援助的回答几乎过半，剩下的是有条件给与，在中国保证非典不能传入日本后可以考虑，以及不愿回答者。在数量上，不少日本国民埋怨给得太多了，难道他们就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至于美国给与中国的非典援助不多，这和美国的国际政策以及美国对华经济做出的分析等有关。霸权的美国暂时不需要拉近中国而取得什么政治上的好处，和中国的关系也还算暂时处在平稳期，伊拉克战争后期的问题是美国最棘手要解决的，同时美国经济界大多认为现在的中国有经济实力对付这样“灾害”，只需作象征性的支援即可。这点几乎得到了世界的共识，所以大
多数国家认为没必要以多少经济的援助来做对华友好的标准，只是根据自身的实力向中国提供支持。比如印度军方很象征性的给了不到一万美元的药品。但还是有很多国家和国际公司向中国提供了不少经济上的支援，包括美国。当然有一点也不能忽视，就是当时的西方舆论都在指责和埋怨中国对于非典初期的处理不当，日本也不例外，NHK在非典结束的时候，还制作了一个专题，在黄金时间播出，反复指责了非典开始时的中国的“隐瞒和欺骗”对世界造成的损失。这里，我们要知道，国家之间的“友谊”不能用我们生活中交友的准则来判定，这样的做法既幼稚又可笑。（何况非典时期的中国并未到了亡国大难的关头，最后的经济统计显示当时的国民经济还是健康发展的，国没乱，粮没断。“日本友人”在文章中对“患难”一次的频繁使用有些莫名其妙）。
日本是不是真正的朋友要看日本是否有足够的诚意，是否真心悔改自己所犯的错误，这不是老调重弹，这是必须正对的事实和必需强调的原则。在军国主义不亡的现代日本我们不敢接受这样一位“真正的朋友”，要知道，中国有句老话“最亲密的朋友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在现代重视信用社会里我们平凡的生活中这句话也许不确切，也许是错的，但对于当代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如何应对中日关系，我们还是要牢记着这句话为好，不要一厢情愿的交“真正的朋友”，反而被“将一军”成了死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