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屋公献和王选收集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证据-918爱国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土屋公献和王选联合到浙江省收集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证据

　　1999年3月21日至25日，在浙江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人员的陪同下，日本著名律师、原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倡导日本战争赔偿立法运动领袖土屋公献和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总代表王选一行20多人，分别到我省丽水、义乌、东阳等地调查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情况。

　　日军在1940年和1942年两次大规模细菌战中，通过使用飞机投放、地面人工撒布等多种方法，使鼠疫、霍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在浙赣各地流行、蔓延。日军人为地在宁波、金华、衢县、上饶、丽水等地制造了鼠疫流行，并使其中大部分地区成为鼠疫源地，多年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并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

　　此行人员中有著名律师、医学专家、历史学者、教育心理学教授等，还有在日本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此行的目标是一致的：调查日军细菌战对中国的侵害情况，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追究日本政府在细菌战中应负的战争责任，迫使日本政府认罪。

　　3月23日，土屋公献和王选一行来到义乌，在义乌召开了国内各地原告代表见面会。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江西、湖南及金华和义乌的代表共30多人，分别向日本律师辩护团和有关专家陈述了各地受侵华日军细菌战侵害的事实，并提供了诉状、证据等材料。土屋公献详细听了各地代表的陈述后表态：“东京地方法院自1997年8月受理中方细菌战受害者民间索赔以来，已开庭审理了八次，但日本政府至今不认罪。目前，南京大屠杀、花岗劳工事件和细菌战已成为日本政府难以回避的三件不光彩的丑事，也是当今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关注的三大热点。”

　　据了解，原告辩护团已与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商定，今年还要开三次庭，初步定在6月14日、8月30日和10月4日。辩护团事务局局长一濑敬一郎表示：辩护团一方面将继续收集证据和证词，另一方面要计划召开全球华人代表向日本政府追究战争罪行的大型声讨会。3月24日，土屋公献等一些人先行回国，王选和一濑敬一郎等五人继续留在义乌调查。

　　3月25日，一濑敬一郎因身体不适而待在住处休息。王选和日本秋田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山田正行及律师丸井英弘等人冒雨来到东阳市歌山镇。在歌山镇老年协会办公地，目击受害经过的89岁老人郭洪高忆起当年的情景时仍心有余悸：那是民国三十一年初(1942年)，邻居郭汝明到外地去买桐饼(黄豆榨油后留下的渣)作肥料，没想到却感染上了鼠疫，不久妻子何福光也受他传染而先于他去世，夫妻死后家里的老鼠便死得满地都是。歌山村村民把事情向乡里报告，相关人员看后说是鼠疫。以后几天，郭汝明家的人先是发高烧，接着便吐血不止而先后去世。村中有些村民也先后感染上了。当时东阳没有防疫医生，我骑着三轮车到永康请医生，来回用了两天的时间。防疫医生号令对全村进行封锁，禁止和外村人接触，以防外传。同时用了大量中药治疗。可是，郭汝明一家11口人，从发病起22天中死了8个。

　　幸存者吕彩娟81岁了，是何福光的妯娌。她回忆道：“当时我也受了感染，呕血、肚子胀。永康医生来了之后一直给我中药吃，并把我和丈夫以及妹妹三人带到村边山坳里的两间木房内，对我们三个进行隔离治疗，这样我才能够活到今天。”

　　东阳市防疫站副站长楼齐正据《东阳市卫生志》介绍了东阳的鼠疫情况。1941年以前，卫生志中没有大面积鼠疫的文字记载，东阳县历史上惟一一次鼠疫流行发生在1941年10月至1942年4月上旬，首先开始的是北江镇的八担头村，村民赵某赴义乌鼠疫流行区做泥工，感染了腺鼠疫，并继发肺鼠疫，感染后他逃回家乡八担头村，使鼠疫迅速蔓延至东阳县。通过走亲访友等途径，鼠疫先是在邻近的歌山、虎鹿、郭宅等地爆发，继而蔓延到东阳14个村，发病117人，死亡113人。1942年3月1日，东阳成立了东阳县临时防疫处，具体负责鼠疫防治工作。

　　听完受害代表及相关人士的叙述后，王选和日本律师一行在歌山老年协会会长的陪同下，冒着大雨步行走访了受害者郭汝明的老家和吕彩娟三人被隔离治疗的山坳。日本律师丸井英弘说：“日本发动残酷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日本对此是要负战争责任的。”

　　最后，记者问王选东京的诉讼情况，她说：“日本政府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以时效问题和个人没有索赔权为借口，诉讼进行得很艰难，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和支持向日本政府索赔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尊严的事务。虽然日本方面已有很多律师、专家自愿加入和支持我们的诉讼，但大量的具体的事务仍应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去做。”

　　无论是土屋公献倡导的日本战争赔偿立法运动，还是秋田大学教授山田正行对史实的研究，或者是以王选为首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代表团的索赔，其最终目的都是揭露战争史实，教育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胡晓明程鸿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