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军陆海大败逃

第一节

    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的失败.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大举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日本大本营为了在来年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决定按照其作战计划,首先实施辽东半岛的登陆战役。勇将徐邦道孤军抗战。败将赵怀业、龚照屿闻战先抢运饷银私囊带头逃跑,其他将领纷纷效法,旅顺失陷。日军山地长官下令说:“抓住非战斗人员也要杀掉。”日军旅顺大屠杀。日军为掩盖屠杀罪行用重金收买舆论并焚尸灭迹。
   
对平壤失陷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李鸿章讲了几句“统率不力、罪过很多、朝廷谴责、不容推卸”的话后,立即调过头来,寻找种种理由为自己的避战方针辩解。他把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罪于武器的落后。今后怎么办?李鸿章说:就目前形势而论,只有严防北京的门户,力保沈阳,以保护东北三省的根本重地。这就是说他还要坚持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鸭绿江防线虽有80营,2万2千多人,但兵力分散,纵深内没有强大的预备队实施机动,加之清军宋庆与依克唐阿互不统属,因而总体防御能力是脆弱的。10月24日上午,日军第1军开始发动第一次进攻,日步兵第18联队在佐藤正上校指挥下渡河,清军发现之后开枪阻击并出动二三百骑兵向渡过鸭绿江的日军发起攻击。但在日军反攻下很快败退,清军鸭绿江防线轻而易举地就被日军攻破了。
    当天晚上,日军在夜色掩护下,悄悄在九连城江面上架起两座浮桥。次日凌晨,日军以猛烈炮火掩护陆军渡过浮桥,向清军核心阵地??虎山阵地发起攻击。尽管清军将领聂士成、马金勇亲率土兵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抵抗,清军将领宋庆也调派军队增援,但宋庆空有统领各军之名,除本部毅军2000余人依令驰援虎山外,其它各军多不服从命令。虎山守军孤立无援,被迫撤退。由于许多清军将领弃城逃跑,九连城、东安县及大孤山等地方,日军也几乎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至此,屯驻数万大军的鸭绿江防线土崩瓦解,国门大开,日本侵略军蜂拥而入,蹂躏践踏中国国土。
    在日军第1军偷渡鸭绿江的同时,日军第2军已由广岛北渡,司令官为陆军大将大山岩,经过朝鲜的大同江,于26日袭击了花园口。花园口登陆之后,日军开始向金州。旅顺进犯。驻守大连湾的正定镇总兵徐邦道认为,金州是旅大的咽喉,金州失陷、旅大难保。于是自请分兵赴金州御敌,但其余将领对徐邦道的建议无动于衷。大连湾守将赵怀业是个食生怕死之徒,部下将士要求增援金州,他大加斥责,说我奉中堂(李鸿章)之令守炮台,不管后路战事。11月5日,日军进犯金州,徐邦道孤军抗敌,伤亡甚重,徐向赵怀业请求支援,赵怀业正在码头率军搬运饷银和私囊,抢先逃遁。徐邦道孤立无援,次日,金州就被日军攻陷。
    金州、大连失守后,旅顺军港的后方完全暴露在日军的兵锋之下。旅顺位于辽东半岛顶端,地势险要,作为北洋舰队的基地,自1880年开始修建,1890年完成,历时10年之久,费银数千万两。旅顺炮台林立,其中有不少是最新式的德国克虏伯大炮,驻扎在旅顺的清军约有13000人,完全可以凭借坚固的炮台和锐利的大炮据守多日。然而由于清军名号不一,互不统属,除徐邦道勇于任事,不畏强敌外,其他将领均怯懦畏敌,尤其是节制旅顺各军的道员龚照屿,表现最为恶劣。早在金州失陷时,他就放弃守立之责,乘鱼雷艇偷逃至烟台,后经李鸿章训斥,才被迫返回旅顺。在日军进攻旅顺时,他竟弃船厂不顾,改装混在奔逃的士兵中逃离旅顺。11月21日晨,日军兵分三路向旅顺发起总攻。这时龚照屿带头逃跑,其他将领纷纷效尤,全军人心涣散,营队解体、散兵游勇趁乱打劫,官员争先携带贵重物资,争觅民船内渡,只有徐邦道等爱国官兵冒死据守炮台,抗击日军猛攻,但终因敌我兵力悬殊,后援不继而败退。至22日,各炮台尽落敌手、旅顺失陷。这个清政府经营了16年,耗银数千万两的海防要塞,连同大批军械、粮饷就这样轻易落入日军之手。
    日军一入旅顺,立即滥杀无辜,制造了灭绝人性的旅顺大屠杀惨案。大屠杀持续了4天,先后屠杀无辜群众男女老幼两万余人。当时驻旅顺的许多外国人和参加屠杀的日军官兵自己记录了旅顺大屠杀的真实情况。这起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是经过第2军司令官大山岩同意批准,由第1师团长山地元治亲自下令进行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这一点已被随军日本间谍向野坚一的日记和内部谈话所证明。向野在11月19目的日记中写道:日军向旅顺进攻时,上级军官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的命令。旅顺大屠杀后,他在一次内部谈话中透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员也要杀掉……旅顺实在凄惨又凄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为掩盖日军旅顺大屠杀的罪行,决定硬着头皮公开撒谎、编造谎言。另外再用金钱收买贿赂舆论。再则就是焚尸灭迹,消灭罪证。最无耻的是,日军将尸体集中后便加以焚烧灭迹,并于1895年春,在中国死难同胞遗骨埋葬处,插上写有“清军将士阵亡之墓”的木牌来掩盖他们滥杀平民百姓、妇女儿童的罪行,欺骗舆论、混淆视听。铁的事实证明:100年前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旅顺大屠杀惨案,被杀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在内的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而不是“脱掉军装的兵士”。当然,被杀的清军士兵也是有的,但是在旅顺大屠杀的两万多名死难者中,90%是无辜平民,其余10%是放下武器的清军士兵。旅顺万忠墓殉难同胞遗物和尸骨是活生生的历史见证。


第二节

    日军占领海城,清廷感到“陵寝重地”受到严重威胁,急调数万大军争夺海城,历时40余天,总攻势兵力最多时达6万余人,为日军兵力的9倍多,但海城争夺战还是归于失败。海城失陷,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对日作战的决心。
   
海城位于辽东半岛以北,南通旅顺、大连,北通辽阳、奉天,西靠牛庄、田庄台、营口,东通岫岩、凤凰城,是辽南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第3军占领旅大的消息极大地刺激了久攻摩天岭企图夺取海城的日军第1军司令官山县有朋部队,山县有朋决定孤注一掷,冒险进军海城。他甚至未经日本大本营的同意,于12月上旬命令第3师团经岫岩,向海城推进,夺下海城就可以加速直隶作战的时间。鉴于日军占领海城,直接威胁到清朝的“陵寝重地”,清政府火速抽调驻防辽东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和吉林将军长顺等部西援,决定收复海城,解除陪都之威胁。从1月17日到3月3日,先后对据守海城的日军发动了五次反攻。
    清军五次反攻海城,虽不是决定性战役,但其持续时间之长、动员兵力之多、涉及地区之广、战斗规模之大,在整个甲午战争中堪称最大。清军总的战略方针是消极防御,然而就反攻海城来说,则属于具体战役上的进攻战,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海城战略地位的重要,因为海城的得失关系到清廷“为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方针能否实现,但主要还是由于日本侵略军当时的战略重点是海陆进攻山东半岛,全歼北洋海军,而在辽东战场上基本取守势的缘故。
    清军五夺海城失败后,辽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转折。从此,日军转守为攻,接连攻下牛庄、营口、田庄台,清军处处被动挨打,最后终于溃不成军。这是继平壤、九连城战役以后,中国陆军的最大一次溃败。自此以后,清朝陆军更加丧失斗志,也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对日作战的信心。


第三节

    随着清政府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清政府的求和活动更加急迫了。伊东向丁汝昌劝降,丁汝昌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丁汝昌下令炸舰队以免资敌,投降派军官视军舰为降敌资本,拒不执行命令。丁汝昌担心有人盗印水师提督印投敌,下令将印截角作废。丁汝昌一死报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以陆奥宗光和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政府深知,只要把中国军队完全打垮,日本帝国向清朝提出任何条件清政府都不敢不接受。为此,日本大本营决定进攻山东半岛,占领威海卫,封锁直隶湾,消灭北洋海军,以便在将来与清政府的和谈中攫取更大的利益。
    位于山东半岛北岸东端的威海卫,与辽东半岛的旅顺遥遥相对,共为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旅顺失陷后,威海的军事地位更显重要,刘公岛横列其前,形成海上的天然屏障,形势非常显要。自甲午开战以来,日本海军就不断派军舰前来窥探和进行试探性的攻击,但都未能得逞。
    1895年1月29日,集结于大连湾一带的日本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25艘军舰的护航下,开始分批向荣成湾航进。这一作战计划是日本山东作战军司令大山岩,鉴于从荣成至威海的地形复杂、车辆难以通行,决定改用人力搬运物资,并计划在24小时之内将1个师团的兵力登陆完毕而制定的。为彻底击败北洋海军,日军使用了大批登陆部队,攻克消除陆上的据点以及威海卫南北两岸的炮台。日军为此制定了周密详细的作战计划,并且连连得手。1895年1月29日,集结于大连湾一带的日本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25艘军舰的护航下,开始分批向荣成湾航进。具体主持山东防务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对战局根本做不出正确的估计,尽管不少清军将领在保卫炮台的战斗中机智灵活、以少胜多,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日军的凌厉攻势。再加上李鸿章重用亲信,不问青红皂白地干预现场指挥,更使得北洋海军处处被动挨打。
    此时的北洋海军虽经黄海之败,但还有40余艘大小舰艇,战斗力仍然可观,但李鸿章此时已把北洋海军看作是自己的命根子,爱船胜过爱国。他曾严词告诉丁汝昌:“不得出大洋浪战,如擅自出海,与敌接战,即便取得胜利,我也将对你严加治罪。”这就决定了丁汝昌只能困守威海,坐待日军的打击。
    日军完全占领了威海卫南北两岸的炮台,海军严密封锁了威海卫港口,实现了对北洋舰队的海陆合围,使北洋舰队陷入了绝境。仅2月5日至6日两天之内,北洋舰队就被日军鱼雷艇击沉数艘舰船,而当来远号和威远号被击沉时,这两艘舰船的管带丘宝仁和林颖启居然还在岸上宿妓未归。北洋舰队两天之内连折数艘军舰,实力更为削弱了,伊东认为一举全歼北洋舰队的时机到了,遂于2月7日向威海守军和北洋舰队发动了总攻。
    日军在发动总攻之前,曾致书丁汝昌,劝其率队投降。丁汝昌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他将劝降信上交给了李鸿章并且表示:“吾身已许国,必至船没人尽而后已。”总攻发动之日,双方战斗呈白热化,北洋舰队的部分清军苦战竟日,终于打退了联合舰队的进攻。然而也就在这一天,北洋海军有10艘鱼雷艇和两艘汽艇不战而逃,冲出西口,结果有的触障沉没,有的中弹被毁,有的被日舰俘虏,这种畏战情绪极大地动摇了守军的意志。更严重的是,此时北洋海军雇用的外国洋员与清军将领在刘公岛俱乐部内密谋投降。威海营务处提员牛昶炳还指使一些兵痞哗变。外国洋员也借机劝告丁汝昌“姑允投降,以安众心”。丁汝昌回答说:“我知事必如此,然必我先死,断不能坐睹其事。”此后几天,乞降的官员和洋员再次煽动一些土卒闹事,逼迫丁汝昌速降,丁汝昌怒斥这些败类:“汝欲杀汝昌,即速杀之,吾岂吝惜一身?”面对如此形势,丁汝昌下令将各舰炸沉,以免资敌。但一些将领害怕以后没有取悦目军的资本,拒绝执行命令,只有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忍痛用水雷炸沉自己驾驶多年、已受伤搁浅的舰船。2月11日,日军开始对威海卫及北洋舰队进行水陆交攻。当天,北洋水师又接到烟台密信,知道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由烟台逃往莱州,丁汝昌固守待援的希望破灭了。深夜,丁汝昌召开北洋水师高级军官会议。他提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冲出重围,向烟台突围,或许能保住数艘军舰。但是,多数军官反对,认为突围就是自投罗网。
    丁汝昌见突围的命令被拒,又下令将残存的镇远号等十艘舰艇全部用水雷击沉,以免被敌人俘虏利用。早就蓄意投降的军官哪里舍得毁掉降敌的资本,使丁目沉舰艇的命令也难以实现,会议无法开下去了。将领们散去之后,丁汝昌悲愤异常,他担心有人盗印投敌,冷静地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速将水师提督印截角作废。”此时的丁汝昌既不愿向日本投降,也不愿活着落入敌人的手中而沽污了自己的名声,毅然决定自杀殉国。据说,丁汝昌此前早已请了6名木匠,日以继夜地为他赶制一具棺材。棺材做好后,他还亲自躺进去以试大小。随后,丁汝昌面向京城叩首跪拜,从容地服毒自尽了。
    丁汝昌等人自杀殉国之后,2月12日,牛昶炳等投降派军官和洋员立刻商议投降问题,他们盗用丁汝昌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丁汝昌接受投降的复函信件给伊东。2月14日,牛昶炳、程壁光再到松岛船上,缴出威海卫清军海陆投降军官及洋员名册兵勇军属统计表,计投降官兵陆军2040人,海军3084人,合计5124人。当夜,牛昶炳与伊东签订投降条约11款,即《刘公岛条约》。根据投降条约,清军缴出威海卫港内北洋舰队全部残余军舰,以及刘公岛山中所有军械弹药及军事设施。
    1895年2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耀武扬威地举行了所谓捕获式:将威海港内北洋水师所剩余的镇远、济远、平远等大小残余舰船10艘全部俘虏,在舰上还插上日本国旗,只将练习舰康济号解除武装,交还中方,运送丁汝昌等人的遗体到烟台。
    汽笛哀鸣,康济号凄然离港,数千中国战俘泣不成声。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支新式海军舰队,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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