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起程

    2003年6月16日晚十点多，刚回到宿舍，电话响了。是中国空气。他冷静告诉我，如果能在星期六早上十点以前到达温州，参加保钓出海行动的话，请给他明确的答复。突然之间有些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终于等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却又觉得太突然了。几乎没有考虑更多，我给了他肯定的答复：一定会去。至于说怎么向单位请假等等都完全抛到脑后了（因工作关系，要请假非常困难）。
    放下电话，马上给谢打去电话，问他是否收到任何消息。他告诉我说中国空气也刚刚给他打过电话。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话音中的激动，他一再问我要带些什么东西去。我告诉他你看着办吧，海上用的东西他们会准备好的。实际上我心里面也是一无所知，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准备工作。随后我们开始商量什么时候起程。我希望他第二天就能到我这里来，然后再商量一些具体的事情。他说似乎有些困难。最后商定：星期四19日出发。
    大脑里带着兴奋开始紧张思考该做些什么了。第一件事是打火车站的查询电话。结果令我意想不到，到浙江竟然和到北京需要的时间差不多，我们最快也只能在星期六中午到达杭州，转车到温州一定是下午的事了。于是马上打电话到北京，说明具体困难，问是否可以在晚上到温州。答复是勉强可以。终于稍微有些放心了。
    当天晚上似乎有些难以入睡。此前早想过太多太多的问题了。到将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却又有些手足无措、心神不宁了。
    第二天基本上把工作的事调整好了，确保下星期和本周四下午以后的事都已妥当。至于说请假，我不打算提前请，因为如果提前请，那么至少说明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我计划在出发前的晚上再打电话给办公室主任，以某种急迫的理由。
    下午去买火车票，星期四下午2：40的，幸亏提前上网查了浙江地图，没有选择到位于浙江北部的杭州，否则就亏大了。因为温州在浙江南部。选择了最近的金华站。可是我仍然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如果坐下午4：00的车，反倒可以更早到达。后悔也来不及了，尽量赶吧。
    买完车票。开始联系保险的事情。突然想起有个大学同学到了保险公司，于是辗转寻找她的联系方法。向她咨询半天，不甚明了。唯一弄明确的是保险的手续是非常好办的，并且不会有太多限制。下午六点，在快餐店和她推荐的业务员见面，十分钟搞定，选定人寿的祥和险，这是一个只管死、不管受伤的保险。似乎没更多考虑受伤的问题了，冥冥中觉得，要么葬身涛海，要么安全回来，受伤的可能性很小。保险更多的是为父母考虑了，毕竟养了二十几年，欠他们太多太多，如果我死后他们能有20万，虽不能抵消所有痛苦，至少可以聊有些养老钱吧。与业务员联系好第二天见面办理剩下手续的事后，给谢打去电话，问他是否要买保险，并建议他也买一份。因为毕竟不是儿戏，还是要做好任何思想准备！他让我帮他联系办理。于是马上将业务员的电话告诉他，并联系好他们星期四早上见面，时间是有些紧了，大概少有我们这样上战场前才办保险的吧。没告诉业务员和同学为什么要买保险，只说是钓鱼协会的朋友租了条鱼船要出海钓鱼。他们满是羡慕，呵呵，他们大概没看过南方周末曾经有过一篇文章吧，《钓鱼岛，到底钓的什么鱼》。也许我们钓到的是倭寇的鱼雷呢。说到钓鱼，和彭国辉倒真曾经提到过一个美丽的想法，我们船上要准备钓竿，学学钓鱼公韦小宝，好好钓次鱼。
    那两天的时间一直都处于种紧张的状况，所有的细节该考虑的考虑了，千万不能出任何的纰漏。考虑到某些原因，没有告诉任何人要去那里，只是说要出去玩几天。一度想过遗书的问题，后来想想还是到海边找个网吧，再用延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吧。事后海边的情况证明，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去让我发遗书的，如果后来真地死去，或许什么都不会留下了。我不知道谢有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问。
    星期三，一整天的工作都排得很满。一个多星期没有回家了，中午特意回家吃了顿饭，告诉家人要出去找朋友玩几天。下午下班后，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考虑和准备的了，开始觉得自己象等在战壕里等待总攻开始的信号弹升起的新兵一样，那感觉挺复杂。想想谢应该已经在来我这里的路上了吧。把车票拿出来反复看了又看，确保不会因为自己什么小小疏忽错过此生中一次伟大的行程。当时考虑更多的是，可能会有某些压力，在全国各地阻止志愿者前往出海地点，所以，谢连火车具体的时间、前往的地点我在电话中也没有告诉过他。实际上想想他当时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也顾不上考虑更多了，路上的一切杂事他都交由我去安排。他或许想得更多的是他的妻子吧，再过两个月，他就要当爹了。
     给办公室主任打电话了，刚开始不想告诉他理由，只说有事，有重要的事，别的什么都没说。他平时很关照我的，本来要同意了，突然想起周末单位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大有无法批准的意思。我实在没有退路，只有出狠招了，我说老家有人出车祸了，我要回去处理。骗人固然不好，动机却是崇高的。效果当然也很好------立准！
    晚上又到爱盟网站上闲逛，不知道为什么，从五月中旬正式报名参加以后，总是喜欢到爱盟里去蹲点，在QQ上等着有消息的朋友。见到了深海蓝鲸，告诉他他要我帮他查找的外交、媒体、地方的电话我已经查好并发到他信箱了，可是他竟然没有收到，不过不要紧了，我特意打印了60多页的一沓通讯录，包括当地的很多可能用得到的电话。深海说锦华告诉他可能不出去了，让我很震惊，但是稍后我马上明白过来，得意地微笑起来，他这样说，恰恰说明了不可能不出去。和深海询问从金华到温州的车，他也不大明白。或许因为当时强调过多次这个地名吧，在我们到达金华的时候果然遇到了麻烦。
    一次次打开钓鱼岛的专区，怅然发现没有任何新的帖子，恍然想起几小时前才刚刚来过。就在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在就要与这个城市、这里所有曾给我留下的记忆说再见的时刻，或许是生命将要走到终点的最后几天，再次打开自己在6月8号匆匆写就的几首关于钓鱼岛的诗，看着看着，眼泪在眼眶中转圈，终于还是没有让它流下来，只是觉得心里堵得很厉害。离愁伤感突然又默默袭来，只留我在黑夜中守侯等待无声告别。想起曾许诺朋友会带回钓鱼岛的石头作为纪念，被冷冷地回绝了，理由是平凡庸俗的人配不上那么崇高的东西。再见了，向一切挥手，张开嘴唇，却只能呵出气息，发不出任何声音。明天的街道，依旧是熙来攘往，没有人知道我们离开，没有人知道有一群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为一个毫不相干的岛屿，奋斗、流泪，甚至------随时准备献身！

2、 在路上

      6月19日下午2：00，我和谢在火车站前见面了。见面后我马上把电话卡取出，他也换了一张卡。他刚坐了一晚上的夜班车，早上到后马上办完保险。他提着一个包，轻松的样子，看上去更象是旅游。我或许比他要沉重点，或许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包也很重，里面有两瓶酒，彭国辉离开我这里的时候，我请他吃饭我们喝的这种酒，当时他说：“你到海边的时候一定要给我带瓶这种酒，如果我从钓鱼岛回来了，就用这酒庆功，如果我死了，就用这酒祭奠我吧！”忘不了这个莽撞的东北汉子带着酒气说这句话的情景。我不仅带了，还多带了一瓶，千里送烈酒，我怕壮士太多酒太少。
    车终于缓缓起动，我和谢都望着窗外，一句话都没有说。
    虽然什么都没有说，可彼此都知道大家在想些什么。 
    从前，每次在车站等车的时候，我的心里都会回响起那首《加州旅馆》的旋律，红尘里的辗转回复，前路的漫漫孤独，以及那种流浪的喜悦和年轻的冲动都会在歌声中反反复复，让人不尽伤怀。或许，从来那么多次地和一个地方说再见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将往何方，总是个茫茫大地上的“漫游者”。可是很奇怪，那天我忘记了一切，不再有从前的感触，心中只有一种亢奋，一个目标：钓鱼岛。那是神圣之地，希望之地，理想的寄托，也如一位朋友所说：民族复兴之岛！
    我和他见面不过几分钟，通电话的次数也不多，可是当我们为着共同的梦想、奔在未知而激动人心的旅程上的时候，却觉得彼此都感受到了对方血液的流动和心跳。我们的谈话大多是朋友之间很难涉及的，从现实的压抑、社会的沦落到曾经的感动和历史的趋势。这样的时代，似乎难以听到这样的交流了，更多的是关于房子、车子以及很多的段子。不知道是时代在进步，还是河床在浅薄的水流无法遮掩时裸露干涸。
    他70年代早期出生，我则是70年代末出生的。
    我们有过不同的经历。他讲述他高三时面对某个特殊时期时的感受，晚上灯熄了，男生宿舍里有人点上蜡烛，大家躺在床上默然无语，一片压抑，突然有人开始哭起来，然后整个宿舍的男生都哭了。那种哭泣或许是刻骨铭心的，因为我在听他讲述回忆的时候，看到他眼中又有点点的泪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面也觉得很沉重。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我们民族的痛苦。我们的国家在那时候的确是陷入了短暂的迷茫，人民对这个国家爱得太深切了，总希望我们可以马上实现民族的振兴，总希望一切现实问题都可以用来自西方的方案完全解决，可是，我们都曾经太善良了、曾经太天真了，或许说也有无知的成分。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陷入了一个外人设计的陷阱中，我们家庭内的争斗给彼此都留下了累累伤痕，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总有那么多悲痛呢？从历史上暴君的残忍、外族的凌辱入侵、汉奸卖国贼的无耻，到民众的愚昧、狂热和教育文明的曲高和寡。我几乎不能再思考下去了，看着窗外不断掠过的景色，墨绿充满生机的原野，雨后色彩浓郁的红色土壤，我忍住眼泪，这样的土地多么美丽，那么多英雄和传奇都曾发生在这古老的土地上，还需要更多理由吗？我热爱这土地，我爱这个国家，我的血液我的基因注定我无怨无悔，在这路上，永远走下去。
    今天或许关心政治的人太少太少了，政治似乎就要等同于权术了。可是，难道我们共同的历史和未来、我们的生存的土壤、共同的财富不值得我们来关心吗？为什么，总有人希望人民是群忙碌的工蚁只顾自己而不关心社会呢？我们的经济的确在发展，可是我们的社会呢？我认为社会在急速地堕落，中华民族的素质在急剧下滑，看今天的普通的民众，我们从何可以找到一个英雄的国度该有的昂扬气概呢？当年抗击联合国军的历史会重演吗？还会有人在祖国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吗？战马放南山，或许到该用马的时候才发现马已经成只顾自己吃草，不愿意听从驾驭，不会在战场上兴奋异常的野马了。我们失去了精神，而历史反复证明，失去精神的国家民族下一步就是毁灭！在1840年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最富裕却是最腐朽最软弱最愚昧的国家。
    我们是这世界上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不再被西方的救中国方案所蒙蔽，中国的一切方案只能由中国自己的文化和国情来决定。所谓的民主派不能救中国，过去不能，现在不能，将来也永远不能！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民富”和“国强”两个终极目标。我们是新的一代，我们有激情有理想有眼光，没有懦弱没有伤痕没有空想，我们缓缓举起剑，指向一切阻挡民族文明复兴的敌人。
    列车在苍莽大地中穿行，时代的一幕幕迅疾闪过。我被一种博大的情怀所感动着，隔着厚厚的玻璃，我似乎伸出手去要触摸那浓浓水气中的山川田野以及无数古老贫穷的村庄，我的血液和着风声一起歌唱。这，就是我爱着的中华！
    在路上，我拼命吃东西，为了两天后作好体能的储备。钓鱼岛，我来了！闭上眼，只听到自己心底的呼唤。
3、 在岸上

      6月21日，星期六的下午三点，我们终于抵达金华。金华火车站有些反常，所有女的被放行，而我们这趟车的男的全部被留下登记身份证后才可出去。我看看谢，彼此都淡淡笑笑。联想到在车上我们两被乘警特别“关照”检查所有行李的事，似乎明白了一些。终于让我们出去了。本来蓝鲸告诉我可以坐火车，一看火车要到晚上才发，我们马上买了最近的大巴票，5：30的。我心里暗暗叫苦，不知道会不会误事。告诉彭我们要到九点种才到，原来他们都在等我们两人了。
     晚上10：30到达温州，马上打车到火车站旁指定的一个地点。他们都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辆IVECO，上车前被告之，不要谈论任何关于钓鱼岛的事。我们马不停歇，把包丢到车后部，车马上就启动了。车里坐着几个神秘的人物，其中一老者长须飘飘，很是惹眼，忍不住小声问别人是些什么人，被告之是三个香港人。以前从没有任何关于香港人会参加的消息，突然之间更觉此事意义殊远。车内没有任何人说话，沉默得有些反常，大家的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一群陌生的人，从四面八方会聚到这里，又前往未知的出海地点，都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又会是什么。我小声询问别人一些情况，得知有朋友已经到前方了，我们是最后一批，关于船，有人说那船很大，可以坐一百多人呢。我高兴起来，总不至于上不了船吧。
      从温州前往玉环的路上，出了点小问题。司机不认识路，结果走了条乡镇公路，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却似乎越走越偏僻，往山里钻，大家都有些焦急，我想和我的心情一样，都有些害怕有任何的差错而错过出海吧。路上几乎没有任何行人车辆，问了好几次路，终于确认是可以通往玉环的路，只是绕得太远了点。
      凌晨一点钟，终于到达集合地，玉环县城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宾馆。从车上下来，看到停着一辆越野车，地上放着很多救生衣，每件上都写着“保卫钓鱼岛”，看来前期当地的朋友做了很多工作。上到四楼，感觉有些混乱，房间的安排也有些问题。半个多小时后，开始在其中一间房间中开会了，实际上是宣布出海的名单。很紧张地听着，念到第九个，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却再没有念下去了。大概对于下面谁能出海，组织者也没有商量好。我感到非常失望了，终于几千里路云和月，还是当了一回看客。从前无数次询问过这个问题，是出海还是搞后勤呢，得到的几乎都是“应该可以出海吧”的答复。满怀希望和凝重的历史使命感而来，最终却是岸上孤单的守望者。别人参加球赛了，自己在场边抱衣服当替补，这种感觉以前经历过，在那时候来得特别强烈。难道大陆第一次的保钓爱国行动，这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就组织得如此混乱不堪吗？
      想法自然是有，饭总还是要吃的。我还好些，在车上吃了很多东西，谢一整天什么都没有吃。他是幸运的，他因为要摄象得以出海，而我却更显得悲惨和凄凉。香港的三个保钓人士也没有吃饭，我们一起到县城的夜摊上吃点东西，看看表，已经是22日凌晨三点了。吃过饭回到驻地，大概只有一小时的觉可以睡了，因为床少了，两个人睡在一起的也不少，不过还好全部都是男人。睡前再次试探地问中国空气上船的事，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甚明了。没有说不上船，也没有说可能上船。可是我知道，希望已经很小了。回头再想，倘若真是做后勤，自己还有那番决心和觉悟跑这一趟吗？很难说。
      我们住的那间没有空调，只有开着门才不热，我睡在靠门的床上，随时有蚊子来骚扰。虽然如此，可是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还是怀着满腹的怨气和失落睡着了，一路上几乎没有睡过，从三天前的下午开始一直都在兴奋中度过的。我终于抵挡不住疲劳了。
      快五点钟，天已经亮了，陆陆续续听到有人收拾东西出去的声音，其中有着欢快的叫喊，我不管了，继续睡吧，反正也没有自己的份。这就好象一个混乱的夏令营，来到这里却没有人来告诉自己该做些什么。五点多，谢过来摇摇我，他说要走了。我问他我不用去了吧，他说他也不知道。最终所有留守的人还是都到了海边，我们是送别者，也为了拍下出发的照片发到网站上去。我大概还没有睡醒，昏昏沉沉总就看到他们乘小船再上鱼船而去了，只记得谢向我们招手，他咬着嘴唇，象是要抑制住某种激动的情感。我或许是冷漠的。心中没有任何一点激动，我只是看到海水浑浊而没有任何生气。完了，我的理想和保钓之路或许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吧，我满怀激情而来，却被冷冷拒绝于英雄的行列之外。
      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后勤组的成员。后来我告诉我的一个朋友我在此次活动中是做后勤的，她满是好奇地问到：“后勤是不是煮饭呢？”我当时忍不住哈哈大笑。不过或许的确和煮饭差不多了，打战的时候有炊事班，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22日，几乎没有太多的事情和太多的联系，重要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岸上的问题主要在于公布消息的时机。香港方面留下了一个人在后勤组，他与香港的保钓组织保持联系。本来香港要在下午三点开记者招待会，后来我们认为太早，改在晚上九点。我到县城里一个小网吧上网，看到QQ上很多朋友，忍不住想要告诉他们保钓船只已经出海的消息，不过还是忍住了。因为要统一发布，才有集中轰动效应。爱盟宣传组的朋友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爱上祖国的计划非常周到，对网站发贴事先有明确的分工，并且和别的爱国网站也事先做好了沟通。虽然此次活动是爱盟搞的，但是很多爱国网站还是乐于为我们做宣传，这让人切实感受到：爱国是不分地域、年龄和门户的。
      晚上九点，宣传稿出来了。大家开始四处张贴。彭命令我把新闻稿发到尽可能多的媒体的信箱里，我只有在网上发出“紧急求助”，很快就有十多个朋友发贴回应，立刻就收集到了两三百个记者媒体的电子邮件。可是我在的那个破网吧无法用群发邮件，好在宣传组的聊天室里立即有孤独的老鱼和小妖帮我将邮件悉数发出，终于完成任务。网络上的宣传声势浩大，突然出现，的确达到了我们事先希望的效果。12点，回到宾馆，开始建议立即给外交部打电话。被否定。只有将外交部几个司和办公厅的电话告之北京的总发言人，由他联系。事后得知，这个电话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亚洲司的官员整晚都没有睡觉在商讨对策。而事后向日方发出的照会也对保障船上人员的安全起了一定作用。
    晚上轮到我值班了，我被和平之怒叫醒，他是在网上写了遗书的，而且早上曾经“混”到船上了，在出海几海里后还是被赶了下来。所谓值班实际上就是守着冯锦华的手机等船上的电话，船上的电话都是打到这个手机上的。我敲“办公室”的门，彭国辉和渔阳在里面，可是睡得太死了，竟然半天都没动静。好不容易门开了，我开始守着电话，听着渔阳的梦话，想象任何的可能情况，最大的感受是大家为了能出海，什么都没有过多准备了，虽然仓促，可要面面俱到可能就消息泄露、无法出海了。我不知道，在后勤组的其他人呼呼大睡的时候，当地各级相关部门、北京的很多办公室里，无数人因为我们而夜不能寐，通宵达旦。可以想象的是，当地的有些官员可能会因为我们，而受很大影响。不知道是由于网上的声势太大了，还是由于直接和外交部联系过，造成了朝野震动的局面。
      6月23日早上，忙乱中醒过来。船上打电话来了，离钓鱼岛只有50海里左右了！开始进入紧张的时刻，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倭寇将要开始阻挡了。随后的一切大家都从网上知道了，可是没有人能够想象的是，那么多一条条网上震动的消息，就是从这小宾馆的几间杂乱乌烟瘴气的房间里发出的。而我们的总发言人，正用一个借来的笔记本电脑在家里上网，向外发布一条条最新消息，装修工人在旁边嘭嘭磅磅地安门。虽然有些戏剧性，有些象调皮的学生一样“瞎折腾”（一记者语），可却写下了一段历史性的时刻。在之后的网友评论中，对于这次出海的意义，怎么评论也不为过。
      23日早，因为船上要求通知边防或者军方，给台州边防打了电话。二十分钟后，马上有几个武警军官出现了，刚开始还对他们的高效率表示钦佩，后来明白他们也是一夜未睡了。他们见到我们时的感受是很复杂的，可能因为我们而丢官，可又拿我们没办法。领头的少校说：“要他们赶快回来，要是进入十二海里就麻烦了。”我马上反驳他，即使进入十二海里，那也是中国的领海，为什么不可以进入自己的领海。他顿时语塞，面子上很挂不住。看来他们，潜意识里是把那看作是倭奴的领海了。估计他们从来没有，也不敢进入那“十二海里”吧。这位少校同志后来打了个哈哈说：“你们这里大包小包的东西还是挺多嘛，有点象逃荒的。”我什么都没有说，看着他冷冷笑笑。很快当地的警方也来了。开始详细登记我们的身份证，并拿去复印。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三个：保证安全、监视、下情上传。对于他们，我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同情。可以想象，如他们所说，中央都盯着这事，他们的压力该有多大。或许以后我们不该把什么后勤组设在一个太小的地方，从某个地方出海后，相关人员到另外的地方。

       24日晨，终于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船还在，人员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向来是从最坏处想倭寇的，我估计烧军旗刺激了他们，他们在后面悄悄尾随，在夜海中电子干扰情况下将船击沉，或者直接采取美国潜艇对付他们的方式，突然上浮，让浙玉渔1980号发不出任何求救讯号就消失在海上。这种最坏的猜测最终令人庆幸地还是没有发生。
      中午十点左右，到了靠岸的码头。当地各部门如临大敌，全部到场，还有些不知道哪里的媒体或者相关部门的人员纷纷就位。事实并非如港媒所说当地官员到场迎接。有个小插曲深深刺痛了我。当时我手里拿着一面大国旗和很多面小国旗，我身边正好站着两个记者，都是代表官方的特殊记者，我给其中一个递过去一面小国旗，他慌忙摆摆手拒绝了。他的心理我可以理解，他们不愿意轻易表态表明立场，他们希望只是做旁观者和看客的身份来监督记录这一切的，他们不能做欢迎者，这是个态度的问题。可是难道一面小国旗就可以把他吓成那样连连躲开吗？或许他也是个爱国的人，可是又是什么使那么多国人宁愿做麻木的看客呢？鲁迅曾经被刺痛过，被那些看客，我们历史上从来就是看客太多，无论他们面对敌人还是英雄，大有无动于衷的态度。在历史上和现实上，我们有太多的敌人，可我们从来不知道恨；我们也有太多的英雄，可我们从来不知道尊敬和爱戴。我想到河南某地有个91岁的抗日英雄以乞讨为生，也曾将相关的网文打印出来分别寄给该县的七个职能要害部门，结果没有任何回音。面对眼前的记者，我笑了笑，请问您是香港人吗？旁边那位一听乐了，以为我在开玩笑，“你看他象香港人吗？”我不动声色地说，“呵呵，我刚才给他国旗他不要，所以我以为他是香港人呢？”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的尴尬，他们的身份的尴尬，他们至少还会尴尬让我感到些许欣慰。我给第二位先生递过国旗的时候，他表情很古怪，还是接下来。不过这位先生可聪明多了，毕竟是资深记者了，马上叫住一个旁边的当地人，“来，给你面国旗。”
      我第一次那样挥舞手中的国旗，第一次觉得国旗那么鲜红、五星那么醒目，我用双手紧握住旗杆，来回摇动，国旗在风中飘扬出优美的弧线，并似乎在哗哗地响。那是歌唱，又或者是仰天长啸。看到那船渐渐近了，我拿起相机，拼命按动快门，转眼间胶卷就一张不剩。看到船上挂着的旗帜，和我手中的国旗是一模一样的，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并未被历史所遗忘，这并非一次失望之旅，岸上与船上，都是同样的旗帜，都是一样的事业。或许，本来就不该分什么船上与岸上的。全国的任何一面国旗，无论大小、质地，也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所有爱国者，无论爱盟的，还是网下的，无论年龄、性别、民族，无论为此次出海所做贡献或多或少，我们都同一个节奏心跳，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激动！
      我们跳上船，怀里满是灿烂的鲜花。船上的人可能比我们更激动，有几个勇士流出了泪，哭的样子象个孩子。大家肩并肩，在甲板上高唱《歌唱祖国》，我们面对码头，抬头可以看到码头上无数的照相机摄象机和冷漠的表情，横在我们面前的仿佛是座冰山，面对这群激昂的年轻人和青春的最最革命崇高的歌曲，竟然没有任何一点反应。我们不管，继续歌唱。或许我们是没有那么多的“成功”所要的城府和“适应能力”，可我们的心毕竟发出了这个时代最纯净的声音。那是历史之声，是时代的复兴的号角和怒吼。
      回到宾馆，随后到最近的饭店聚餐。香港保钓协会的副主席罗就先生几句话让我难忘，“让我们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强大而共同奋斗，希望在你们年轻人的身上！”原来不只船上和岸上是相通的，岛屿与大陆也是相通的， 全世界一切有着中华血脉的爱国者的心也是相通的。由此看来，参与活动的和没有参与活动的，有机会到船上的和只能留在岸上的，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我们切不可因为组织者或许也有不成熟的地方、考虑欠周的地方而否定此次行动，切不可因为自己暂时被“隔离”于此次历史性的活动之外而幼稚地要彻底离开这项伟大的事业。这只是一个起点，保钓需要全中国每个有良知有历史责任感的英雄来参与，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次产生了一群英雄，将来的英雄或许就是岸上每一个做过默默贡献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是英雄，如果我们的国度真地成为了一个英雄的国度！
       活动过后，有了种种不和谐的声音。或许，这对于组织者来说是个考验的时刻了。是走象香港那样的曲高和寡的个人英雄主义道路呢，还是真正团结一切爱国者加入进来，唤醒国人对钓鱼岛的关注呢？这需要我们用行动来做出回答。
     24日下午三点，我默默离开了。冯锦华对我说再会，并抱歉地说船太小了。
     我笑了笑说无所谓的，因为我知道：船上与岸上，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已经不再有任何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