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宏：外务省报告书的存在意义

 

　　1、战后，日本公馆作为驻在中国向日本撤回其国民的机构，曾经向日本外务省发电报，报告称：必须回答中国方面关于强掳中国劳工去日本的情况。可以结合从中国撤回国民的同时，归还在日被强掳的中国劳工。于是在1945年10月18日，第一艘乘坐有1653名中国劳工的日本“江之岛”号客轮到达天津港，10月22日该船又搭载3216名日本人回国。为了应对可能马上来日调查被强掳中国劳工问题的中方代表团，1946年6月，“外务省报告书”做成。
 

　　2、“外务省报告书”在后来烧掉了。“作为战争犯罪问题的资料被使用的话，岂不是给很多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吗？因此，全部烧掉了。”（1960年5月3日，国会答辩） 但是，却被有良知的人，偷偷保存下来，交给了东京华侨总会。
 

　　3、根据35个企业135个作业点各自提供的详细的报告书，16名调查员经过现场调查，于1946年6月整理出来了“外务省报告书”。其中记录了中国人的姓名、家乡、年龄、死伤者的诊断书等等。记录强掳了约4万中国劳工，在日本6830人死亡。但是，具参与调查人员的笔记记载，“死亡诊断书”是按照警察的要求改写的，这引起了当时医生的反感，里面存在很多问题。
 

　　4、不管是东条内阁的决议也好，外务省报告书也罢，均对强掳之中国劳工称为“华人劳务者”，这是为否定和隐瞒战争犯罪而偷换概念的把戏。在横滨BC级战犯法庭裁判花冈事件中，作为证人出庭的李克金先生在回国时盟军出具的“证明书”中清楚的写道“战俘、P、O、W”。
 

　　5、“外务省报告书”是政府公文，在追究日本政府及相关企业责任时，是不可或缺的证据。
 

　　6、相比中国人，对于更早被强掳的朝鲜人，却没有整理出“报告书”。因此，在全日本有多少个企业，在哪些作业点强掳多少朝鲜劳工并强制劳动就不得而知了。强掳人数及死亡人数也就很不明了了。
 

　　7、不管是“花冈和解”还是“西松和解”， 都实现了其作业点所有被强掳劳工的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如果没有“外务省报告书”的话，这是不可能实现打的。在韩国，今年7月10日首尔高等法院对新日铁住友的裁判，以及7月30日釜山高等法院对三菱重工的判决，均要求其对劳工予以赔偿，可前者仅有4人，后者仅有5人可以获得赔偿。由此可见，有没有“外务省报告书”的巨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