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整整一天，周文博在他北京郊区回龙观的新家中不停地接、打电话，协调岸边后勤人员和各地志愿者。装修工人在反复听见“钓鱼岛”、“登陆”和众多媒体的名字

之后，羡慕地问：“你们做这个生意能挣多少钱？”

　　周文博苦笑：“我们不是挣钱的。我们一直在赔钱。”

　　工人不信：“你们现在成功了，得开始挣钱了吧？”

　　缘起-计划

　　“杨靖宇”其实姓卢，前者是他在网上的ID。他的正式身份是北京某公司的软件工程管理人员，业余身份则是“爱国者同盟网”的主编。“爱国者同盟网”是国内最有名气的“抗日”网站之一，这次大陆民间的首次钓鱼岛登陆行动就是由这个网站的网友们自发组织、参与的。

　　回顾这次保钓行动，卢有两个感觉，一是悬乎，二是仓促。这次行动的最早动议是4月6日提出的。当时有外地网友来京，在聚会上询问能否由比较有威信的网友发起一次钓鱼岛登陆行动。

　　从1996年开始，在大陆的互联网论坛上，不断有人号召捐款、报名、租船，去钓鱼岛宣示主权，但应者总是寥寥。究其原因，卢和周认为不是没有热血青年，而是发起人缺乏公信力。“经常就是一篇情绪激昂的帖子和一个汇款帐号，发帖子的人到底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帖子往往还是简陋的拷贝、粘贴产物。谁敢寄钱给他？”

　　而这次不同，4月6日的饭局上还坐着冯锦华。两年前，在日本工作的冯锦华为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在靖国神社侧门的一个石雕底座上，用红漆喷写了“该死”字样，被捕并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他回国时，“爱国者同盟网”网友到首都机场扯起大横幅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欢迎他，之后大家日渐熟稔。在这次饭局上，冯锦华表示可以由他出面发起这次行动。“锦华是什么人，网友都知道，再加上他在求援信上公布了自己的身份证号和手机，确保了行动的公信力。”

　　4月19日，冯锦华在网上发出了求援信。按照最初的计划，一部分网上召集的志愿者5月2日到达了浙江，当地的网友已经联系好了渔船，但最后关头因为船老大怕非典，不愿意拉北京来的人，作罢。

　　5月份日本右翼分子企图登陆钓鱼岛未遂，这些青年很愤怒。他们改变了七八月份再登岛的计划，6月19日决定登岛，仅仅用了4天时间来准备。

　　“下一次的保钓行动肯定会准备得更充分，计划更周密。”周文博说。在他看来，对于宣示主权这样一个充满风险的活动，4天的准备时间太短了。

　　至于下次保钓到底是何时，周和卢都没有表态。也许他们还没有计划，也许他们已经有了计划。据有人说，7月7日或8·15日这样的纪念性日子附近，将会有第二次钓鱼岛主权宣示活动。

　　捐款-造血

　　行动最关键的一步其实是捐款。冯锦华的求援信发出之后在网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爱国者同盟网”上该帖子的点击已累计超过一万次，短短两个月，共有一千多名中国人以捐款的形式参与了这次“保钓”行动，捐款数额超过9万元人民币。最小的捐款者是个小学生，在父亲的陪同下捐了总值5元钱的硬币。

　　为保证这一最可能引发争议的环节能顺利进行，他们引入了一位做律师的网友控制流程，限定只能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捐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牛力丕作为收款人和确认人，非典时期每天坚持去银行查帐并在网上公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四研究所的捐款格外引入注目。在一周之内，这个所的捐款人数超过了100人，捐款额超过了1万元。“甄将军”和“龙骑兵”是这个所的捐款组织者，他们把网上的捐款信息发布到该所内部BBS上，并把第一笔汇款的经过和“爱国者同盟网”的确认反馈发布到BBS上。有些人怕麻烦，“龙骑兵”就出面收钱、登记并统一汇出。

　　“甄将军”认为捐款的组织空间还有很大。他觉得像他们所这样的“国家队”，如政府和军工部门的各研究所和工厂，以及“巨大中华”之类的大型企业，都是“员工收入可观素质高”，且爱国情绪比较强烈的单位，“一旦有人带头，容易形成燎原之势”。

　　周文博则在思考他称为“保钓造血计划”的其他筹款方式，如义卖保钓文化用品（T恤衫、太阳帽）甚至搞网上商务等。首批保钓的T恤衫100件已经印好，采用的是公开成本价、由网友出价并公布销售情况的卖法。“保钓衫”上印的是自从70年代以来两岸三地保钓运动的一贯口号“钓鱼岛，我们的”。但周也有很重的心理负担，怕被别人理解成以爱国主义为幌子做生意。卢则认为，这个造血计划很难实行，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搞商务，所有的帐目都要透明公开，没有专职的人力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人在情感上反对把钓鱼岛和钱联系起来。

　　卢坦承，他“羡慕”日本的右翼势力，因为日本社会有那么多大财团在支持右翼势力。

　　行动-秘闻

　　6月22日，保钓船从浙江出发。

　　“少登记了一个人是我们最大的纰漏。”周文博说。他们一直以为上船的只有14个人，但后来发现其实·15个人。

　　最初报名登陆的志愿者有80多人，周和卢分别和他们联系，让他们“自我筛选”，衡量一下自己是否具备条件，如随时能出发、不晕船、不是在校学生、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最好能有医疗和海上经验等。这样下来，有50多个人自觉退出。当然，也有人坚决要求参加活动。一位网友打电话给周，说自己失恋，已经不想留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死在钓鱼岛。“我花了3个小时跟他聊天，告诉他不要这样想，告诉他这个世界还是值得他留恋的，他这才同意不去自杀，但之后也再没有跟我们联系。”

　　因为通知时间跟出发时间隔得太近，30多名志愿者中最后有20多人到了集合点。

　　在出发前，冯锦华等核心人员花了很长时间来设想船上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如果有机会冲岛，而船主畏缩，怎么办？最后他们决定带着3万元现金上船。“如果有机会冲岛，我们就把钱拍出来，告诉他们如果冲上去就给他们这3万块。我们租一条船才1万多块。”

　　保钓船在离钓鱼岛还有几十海里的地方开始，受到日本方面的飞机和舰船跟踪、骚扰。到23日11点，包围和阻截保钓船的日舰有8艘，日机有4架，此时他们离钓鱼岛有9海里。他们又用了一小时时间前进了6海里，再也无法向前。日本人向他们喊话，最短的船距只有10米。僵持之下，志愿者们向钓鱼岛方向三鞠躬，举行了祭奠保钓烈士陈毓祥的仪式，并焚烧了一面日本军旗，之后返航。

　　周文博说他惊讶于日本人对他们行动计划的了解，“我们出发时日本媒体就有报道，什么样的船、多少人，比我们很多热心网友知道得还详细”。为了防止日本人的阻挠，冯锦华在通知参加者行动时间时特别强调，一定要保密。但第二天就有人打电话质问为何不带上自己。

　　关于这次冲岛为何只带一艘船，周的解释是“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原因，我们有租第二条船的钱，但是很多船主不相信我们，怕我们是偷渡的，这一条船已经非常难以租到”，他们把这次行动的基础定为“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他们还去联系过保险，但没有公司受理，有人自己办了保险。

　　周文博还介绍说，他们本来已经购置了一艘快艇，“买了一个船壳，又装了发动机”，但最后船老大称怕被用来偷渡，坚决不允许快艇上船。“其实有了快艇也没用，日本人的舰船阻拦太密集了，而且都是训练舰，也就是军舰，跑得比快艇快”，卢说，“要想登岛，看来必须出其不意。或者想其他的方法，比如我们讨论过蛙人登陆、伞降，北美的保钓组织讨论过从菲律宾租飞机然后空降的方法。”

　　24日11点，保钓船顺利返航靠岸。在码头等候他们的是媒体记者和网友们。而在北京，卢和周也已经三天没怎么睡觉了。

　　“这是令人难忘的2个月，”周文博说，“从4月开始，我们一直在兴奋和紧张交织的情绪中生活。我们希望去钓鱼岛宣示主权，我们又害怕行动最终被迫流产。我们希望登上岛，我们又害怕出现意外伤害情况。说实话，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压力都很大。直到保钓船出发前的一刻，我还认为我们成行的可能性只有10％。而船出发之后，我也知道，我们登上岛的可能性是零。但这不等于我们失败了。我认为我们成功了，因为全世界看过新闻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叫钓鱼岛的中国小岛被日本人霸占着，热爱它的中国人在持续不断的为争取主权而斗争。”(本报记者 史文倜 章建华 韩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