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自身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上，日本国内少有像前首相中曾根康弘那样，对日本传统上缺乏国家战略，有着深刻认识和体会。对于“一些学者、国会的政治家讨论的都是一些短期的、应急性的问题”的状况，中曾根曾借他人之口如是说：“日本现在就好比是沿着下坡路急速行驶的大型卡车，在拐弯处既丢了司机又坏了刹车。”

　　最近日本政府公然宣布接管钓鱼岛灯塔，给本就因为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纠纷等问题而趋冷的两国关系再次泼上一瓢凉水，无疑验证了中曾根的判断。

　　从直接起因看，日本政府选择在春节期间使钓鱼岛问题升温，与小泉近期以来在国内支持率下降，有着密切关系。希望以对外事务，来转移日本民众的不满。但此事背后还包含着日本深层的战略考量。

　　日本不擅于制定合理的国家战略，并不是说就没有战略思维和战略传统。从历史经验来看，日本在与东亚其他国家享有大量共同性的同时，又长期扮演了东亚世界的一个异数。在近千年中，出于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精神文化传统，日本侵略和统治周围国家的欲望一直非常强烈。这使日本极其不愿意看到在东亚有其他国家超过日本。

　　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两国的正常竞争关系，使日本开始另眼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东亚秩序的影响。日本主流意识认定中国“崛起”必将改变东亚秩序，从而对未来中日关系抱悲观态度。因此，意图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尚未超过日本之时，抢先占领战略制高点。将钓鱼岛灯塔收归日本政府管理，这一强化主权的行为，其意义不仅是在领土上，也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

　　此外，钓鱼岛问题还是中日两国重建近代亚洲史的一个较量。自19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想成为“普通国家”。其中的一个努力，就是重建亚洲历史。在这种历史知识谱系中，日本的做法就是刻意强化其原子弹受害者的身份，避而不提其加害者的事实，甚至还因为二战后亚洲国家的普遍独立，而宣称日本是亚洲的解放者。拒绝归还钓鱼岛正反映了其右翼史观。对日本来说，钓鱼岛抓在自己手中、没有随二战结束而“物归原主”，强化了其右翼史观的合法性，并希望由此解构日本近代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历史。

　　也就是说，钓鱼岛已成为中日两国硬软实力的一个较量，而且这种较量如今已上升到战略层面。对中国来说，捍卫钓鱼岛主权同样牵涉到对过往中国和亚洲历史的判断，是二战问题乃至近代中日角逐在当代的一个延伸，它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领土和海洋权利，还意味着对近代耻辱被殖民史的一个洗涤，是民族国家成熟的标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可以有任何松动。

　　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民族性格等因素来看，未来中日关系改善的必要条件是：一是中国成为比日本更为强大的国家；二是中国能在东亚发挥更大作用；三是中国能够与美国在竞争中达成谅解。这将是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对中国来说，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当然是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应有之义，尽管近些年来中日两国形成了“经热政冷”的格局，但中国政府还是对此做出了不断努力。与此比照，日本的举动却似乎更多的只是停留在口头，在行动上则是三番五次伤口上撒盐。日本的做法，虽与国家战略短视有关，但同时更是为了防止在未来的世界政治演变中，日本进一步被边缘化。所以，要在中国尚未完全“崛起”之前，激发中国内部对于日本民族主义和中国政府的过激反应，促使中国国家注意力转向、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化。

　　作为一个正在经历文明复兴、但其前进道路上仍充满荆棘的国家，中国在处理与东亚强大近邻的关系时，应格外慎重。从更广一些的视域来看，伴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政治，在亚太区域，中国不仅与日本、实际上也与美国将不可避免产生更多的战略磨擦。钓鱼岛问题同样是这种国际博弈的有机构成，它并不简单地只是中日关系。1972年美国将冲绳岛交还日本时，不顾中国反对顺手将钓鱼岛一同打包，为今日中日交恶早早埋下由头，实际上应该认为这是美国自身战略传统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一种特意安排，使东亚世界两个最可能对美国形成战略挑战的国家，为钓鱼岛问题陷入彼此间争斗，美国则可从中坐收渔利。

　　因此，在处理包括钓鱼岛问题在内的中日复杂关系中，中国仍要坚持从大局着眼，避免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因钓鱼岛问题牵动中国的整个战略布局，而将稳定两国关系作为重要追求。而在日本采取战略试探和政治紧逼姿态的情况下，又必须适度地通过力量宣示，表达中国捍卫钓鱼岛主权的决心，避免其得寸进尺。在此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外宣称舆论力度，破解日本对其近代日本和亚洲史的右翼叙述方式，向世人厘清日本今天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与其对二战历史缺乏反省、坚持右翼军国主义史观的关系，以逐步在世人心目中加强中国在钓鱼岛主权诉求中的道义形象，积累起解决此一问题的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