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海权相争1400年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晔报道 20世纪20年代末，曾经长期留学日本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他的《日本论》中，把日本侵略中国的思路概括为蝎形战略：蝎子的两螯钳向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而尾部指向台湾。蝎子能否捕获目标，中日在西太平洋海上的实力对比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一海权争夺已经持续了1400年。
千年三战
朝鲜??中国??南洋，这是丰臣秀吉为日本制定的“大陆政策”，而从历史上看，中日之间在海权上的争斗严格地依照了这一路线。日本出兵朝鲜，朝鲜向宗主国中国求援，中日海战的规律从唐至清。
公元663年，中日之间第一次战争也是第一次海战爆发。当时朝鲜半岛新罗、百济等三国混战。唐高宗应新罗王的请求，出兵帮助新罗打败了百济。而一直支持百济的日本天智天皇命人护送百济王子回国重建百济。这是日本第一次试图在朝鲜半岛扶持亲日政权。
当时日军有战船400余艘，唐军仅百余艘，因此盲目自大的日军便在白江口“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双方展开了激烈海战，最后以日军溃败而告终。这一败使得天智天皇向唐朝臣服，近千年不敢动兵，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
600多年过去，中国被蒙古所统一。志得意满的忽必烈得悉日本幕府拒绝与蒙古国通好后，盛怒之下在1273年和1280年两次发动对日战争。但元朝海军每次都为台风所阻，无功而返，伤亡惨重，《元史》记载：江南大军“十万之众，得还者仅三人耳”。
忽必烈死后300多年，·1591年，明朝政府接连得到日本丰臣秀吉正准备对中国开战的消息，但是万历皇帝领导下的明政府除命兵部询问一下朝鲜外，只向沿海哨卡下了道注意海防的命令。
次年，经过认真备战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只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汉城、开城和平壤，迫使中国参战·1598年，中朝两国水师同日军在朝鲜半岛露梁以西海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海战。朝鲜将领李舜成依靠自己独创的“龟船”打败了日军，保证了此后朝鲜半岛200年的和平。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些学者认为，当时中国海军在战术意识、军队素质上已经出现了落后于日本的势头，日军的败退实际上与其后勤运输困难有直接关系。从唐到明，虽然中国的海上力量仍可在东亚称雄，但是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却越来越小。而此时，东亚地区在军事装备上也已经落后于整个世界。
“伤心问东亚海权”
长期以来，日本和中国都对西方采取闭门不纳的态度。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3年后，美国人佩里率四艘军舰在横须贺登陆，迫使德川幕府同意开放。此后，中日两国分别出现了现代海防意识的萌芽。但是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对海洋的重视远远超过中国。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实际反响，但翻译到日本却大受欢迎，很多建议被政府采纳。
1874年，日本舰队以琉球船民事件为由，入侵台湾，这是近代中日双方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这使中国政府大为震动，发起了一场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亲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参加的“海防大讨论”，决定派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中日当时互相以对方为假想敌，在东亚展开了一场海军军备竞赛。其间中国北洋海军曾总吨位超过4万吨，号称“远东第一，世界第十“，使日本一直不敢贸然行动。
可惜清政府终被自身的腐朽而葬送，1886年，正当中国挪用海军军费重修圆明园时，日本政府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圆，用于建造“三景舰”以对付中国的定远、镇远两舰。1887年《征讨清国策》出笼，主张在5年内完成对中国的战争准备，天皇拨皇室经费30万日圆用于扩充海军。随着扩军计划的完成，中日海军力量差距逐渐缩小。1894年5月，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后，忧心忡忡地向朝廷提出：“即日本撮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指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奏折才上，甲午战争烽火已经点燃。两个月后，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舰队在黄海被击沉五舰、全军覆没。
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曾经评论说：“中国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整个文明世界都情愿把武器供给他。但是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
中国留学生严复在英国海军学校常常得到第一名，当时得第二名的是日本人伊藤博文。1879年，两人各自回到中国与日本。中国政府对严复十分冷淡，只遣来一位小官相迎，让他担任这福州船政学堂的一名教员；而伊藤博文回到日本时，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天皇亲自前往码头迎接，16年后，他代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中国海权意识理念的落后直接导致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外国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甲午海战后，中国50年中再也没有一支像样的海军，以至抗日战争时，国民党海军228艘舰船只能自沉于长江充当炮台。191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在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亲笔题写的挽联中叹道：“伤心问东亚海权。”
当向阳红遇到宙斯盾
1894年冬，日本在甲午战争即将取胜的形势下，于1895年1月l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管辖，并改名为“尖阁群岛”。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把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1951年，美、日背着中国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把日本所窃取的钓鱼岛等岛屿归在美国托管的琉球管辖区内，周恩来总理立刻声明坚决不承认《旧金山对日和约》。
60年代末，联合国一委员会宣布钓鱼岛附近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后，日方立即单方面采取行动，先是石油公司前往勘探，接着又派巡防船，擅自将岛上原有的标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岛列岛的8个岛屿规定了日本名字。
1996年，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实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把中国领土的钓鱼岛也包括在内。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曾向海上保安厅、警察厅等有关当局发出“指示”，让他们对“不测事态做好准备”。
而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科考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活动非常在意。2000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就开始这样写道，中国海军舰船近年频繁出没“日本近海，对日本安全造成威胁”。白皮书中所谓的“日本近海”，包括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附近水域及津轻海峡等国际航道。而白皮书中所谓的“中国海军舰船”，是指“向阳红”号等中国破冰船、中国海洋调查船等船只。日本几乎每次都会从外交渠道对此提出抗议，认为这是中国海洋战略的一个部分。
实际上，这几年“新海权论”的主张在日本甚嚣尘上。许多日本学者认为“制海者制世界”，近代的胜利曾使日本民众的海洋民族意识觉醒，但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又使日本人的海洋民族意识再度丧失。今后日本民族必须再度将目光投向海洋。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在装备实力上已经可以称霸东亚，2003年8月，日本防卫厅计划耗资600亿美元，对海上自卫队的全部4艘“宙斯盾”驱逐舰进行改装。改装后的宙斯盾将配备新型雷达系统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一些日本媒体称，这一计划的实施意味着“日本舰队将能击败任何周围邻国” 。
距离中日第一次海上交战已经过去了1400年，但中国在海权意识上仍然落后于日本。一位国内海洋专家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曾表示，中国目前在钓鱼岛问题上仍然处于守势，“基本无法可想”。在甲午战争110年后，望着东边的那个岛国，现代中国在蓝色大海面前仍需强化自己的海权意识。#
国际先驱导报 2004年04月01日
中日海权争夺的三大焦点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韩轩 桂仁报道 1400年中日海权争夺史，时至今日，仍然还有三个焦点引人注目。
焦点之一：台湾
出生在台湾的丁茹3年前第一次来到大陆，最惊讶的是满街的“哈日族”。她告诉本报记者，其实台湾也受到了很大的日本文化影响。早年从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丁茹一直关注日台关系这一研究主题。即使是工作有所变化，从公务员又回到了研究生，她仍然感到，台湾会在中日关系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在文化上，中国大陆和日本对台湾的影响都是深刻的。
任何了解历史的人都不会忘记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在日本威迫下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这是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重要一页，当时在北京会试的18省千余举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台。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和台湾同胞一起，与占领台湾的日军拚死搏斗。
丁茹翻开资料告诉记者，从小自己就接受教育，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台湾同胞一直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他们组织义军，进行武装游击抵抗，而中国大陆东南各地居民为支援这一斗争，或捐输饷银，或结队赴台。继而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他们又汇同大陆同胞一道，先后发起十余次武装起义。及至上世纪20和30年代，岛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更是席卷南北。单是在1907年至1·15年，台湾岛内共发生了十几次有一定规模的武装抗日活动。丁茹印象最深的时北埔起义，尽管规模不算大，时间也不长，但有高山族人民群众参加，是汉族人民和高山族人民联合的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中国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自属废止之列。这一布告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土地”。经过８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国于1945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收复了失土台湾。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到那个时候，台湾、澎湖才重归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台湾虽然摆脱了日本的统治，但直至今日，日本仍有人觊觎台湾，并把台湾视为“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许多政治势力在台湾问题上的一系列动作，仍然值得中国警惕。
焦点之二：海洋划界
“中日之间存在争议的海域，有三个浙江省那么大。”许森安老人指着家中珍藏的一张地图告诉记者。记者看到，在这张一人多高的地图上，许老沿着中国的海岸线，仔细地用不同颜色标出中日各自认为应该在本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海域。许森安老人作为高级工程师，曾多年在有关政府部门从事海洋划界的政策研究。他的家中，至今仍珍藏着多张地图。这些地图和许老一道见证着中日海洋划界争端的历史。
由于东海最宽处仅为360海里，中日两国在划定各自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时无法避免地出现重叠。1982年4月16日，日本驻华使馆向当时的中国交通部递交了一份地图，这是日本第一次明确提出中日两国之间海域应当依据“中间线”原则划分。而这与中国所主张的依据“自然延伸”原则所划定的我方范围，里外里差了三个浙江省。
中方一直主张，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部分被中日之间的冲绳海槽切断，理应以此作为中日之间海洋的分界处。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2500米深度是切断大陆架的标准，而日本70年代公布的资料就已证明，冲绳海槽的深度已达2940米。国际社会对此有先例，1969年国际法院在有关北海大陆架案判决书中写道：“被80?100海里的海槽同挪威海岸分隔开来的北海大陆架区域在任何自然意义上都不能说是毗连该国海岸的，也不能认为是其自然延伸。”也就是说尽管挪威海槽靠近挪威一边，但该海槽以西仍属于英国自然延伸的范围。许老认为，挪威与英国之间水深200到650米的挪威海槽尚且如此，中日之间存在着的2500米以上的冲绳海槽，依此划界更有道理。
与其他焦点相比，海洋划界争端在中日海权之争中似乎很难于瞬间掀起狂风巨浪，而是一个在“一二十年都很难解决”的问题。伴随着漫长的“拉锯”，许老的头发也由黑变白。许老一直认为，我们在70年代初中日建交时就应该明确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搁置：“毕竟与现在比起来，那时解决要容易得多。”
焦点之三：钓鱼岛
无论是按照国际惯例、国际法还是地形地貌，日本提出的海洋划界理由都很难成立。而众所周知的钓鱼岛争端也是如此，连有些日本学者也自知理亏。许老清楚地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日本教授讲，钓鱼岛处于日本实际控制之下，这种控制具有时效性。许老当即在会场上反驳：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存在时效，并将每一个历史阶段为什么说日本不构成时效的原因一一列举，竟让这位日本学者哑口无言。从那以后，性格直率的许老得出一条经验：一定要据理力争，毕竟道理在我们这边。
既然理亏，为什么日本还要拼命争夺呢？一言以蔽之：海底蕴藏的石油资源。目前处于中日争议地区，已经探明有石油资源的地区主要有两大块，一部分在“西湖凹陷”地区；一部分在钓鱼岛群岛附近。1974年1月，日本与韩国签署了所谓“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该项协定在东海海域划了大面积的大陆架，作为日本和韩国的所谓“共同开发区”，但日本始终没什么收获。在得知中国在该共同开发区附近钻出石油以后，日本石油公团于1988年6月3日到8日访华时，也提出与中国建立“共同开发区”。“日本人当时这一举动有双重含义，一是意图在石油资源方面与中国分一杯羹；二是由于这一开发区正好跨越‘中间线’，如果中国接受这一建议，等于变相承认了日本的‘中间线’原则。”许老至今还保留着流产的所谓“日中共同开发区”方位图。
历史总归留有遗憾，但现在的人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待。许老认为，目前打破“久拖不决”的状态未必对中国有利。因为毕竟“拖”的状态并不影响着我们对该海域资源的开采；而打破“拖”的状态反而可能使我国东部沿海面临“岛链封锁”的困境。＃
国际先驱导报 2004年04月01日
8个身影留印历史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南报道 在中日之间相隔的那片海域，写满了太多的友谊和仇恨，以至于友谊也可以在某一刻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变成仇恨，一如同在英国加特林尼茨海军官校留学，归国之后却各为其主，最后在海上互相厮杀的那些中日近代海军将领们。历史终究是由人物写就的，他们或许能够代表这段中日海权纷争的岁月。
忽必烈（1·15－1294）
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承了蒙古人的一切性格，他一生都在做着征服的梦，没有止境。
他是游牧民族的子孙，但是他却敢于来到从未到过的海边，发起征服海域的战争。忽必烈对于元帝国的扩张梦促使他派出使节到日本要求臣服和进贡，在被拒绝之后，他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发动对日本的战争。元朝第二次征日本，船被风暴摧毁，日本人感谢风暴，称为神风，这就是二战时日本自杀飞机命名为“神风”的原因。此事过去700多年了，但日本人专门成立了一个“元寇史料馆”，让日本人永远牢记。
丰臣秀吉·1536·1598）
丰臣秀吉没有忽必烈那样高贵的出身，但是出身贫民的他对于征服却有着同样强烈的欲望。
·1578年，丰臣秀吉在攻打播磨国兵库县的时候就表明了他的志向：“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1590年，丰臣写信给朝鲜国王，“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皆如我俗”。可以说丰臣秀吉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鼻祖。
丰臣秀吉·1592年侵略朝鲜，在战争进展顺利的时候，他就开始筹划迁都于北京，自己“居守宁波府”，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印度”。首次出兵朝鲜失败后，又·1597年再度兴兵征朝，但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病死了，他一手组建的海军也在随后的露梁海战中被中朝联合舰队围歼。
戚继光·1528·1588）
戚继光享有“明朝名将”、“民族英雄”、“军事家”等美称。
·1553年，面对我国沿海备受倭寇侵袭的局势，他实授都指挥佥事，领山东登州、文登、即墨三营24卫所兵马，操练水军，整军备，抗击入侵山东沿海的倭寇。他赋诗言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1556年，他在龙山(今属宁波)、缙云、桐岭与倭寇三战三捷，迫倭寇遁逃入海·1561年，倭寇万余、船数百艘蜂拥浙东象山、宁海、桃渚诸地，戚继光确立“大创尽歼”的灭倭战策，集中水陆军先至宁海，而后依次剿除，九战皆捷，擒斩倭寇1400余，焚死、溺死倭寇4000余,史称“台州大捷”，浙江倭患基本解除。此后，他又在福建取得了对倭寇战争的一系列胜利，从而让历史记住了他的名字。
魏源（1794－1857）
魏源并没有参加中日海权争夺的战争，但他作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仍然在这段历史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他在思想上的研究成果，使许多人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从而催生了近代中国的海军。
魏源编撰出一百卷的巨著《海国图志》。面对强敌自海上入侵的严酷现实，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魏源大胆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他从直观的认识出发，指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必须老老实实向拥有“坚船利炮”先进武器装备的西方国家学习。
林子平（1738－1793）
日本的海军建军思想起源于幕末的“开放海防论”，而这一理论的先驱就是林子平。他堪称“日本的魏源”。
1785年，林子平写了《三国通览图说》，其目的“在于明确日本之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地之地图”，“使日本英雄率兵进入此三国时，能暗记此图以应变”。
1786年，他又写下《海国兵谈》一书，论述作为岛国的日本应该如何向大海进军，希望日本能出现沙俄一样君主，以武为先，“一统五州”。 他认识到幕府奉行的“锁国海防”存在致命的弱点，倡导“开锁国，放海禁，发展海防”。
李鸿章（1823－1901）
早在1874年的“海防大讨论”中，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就呈交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急切陈述了海军海防大业的重要战略意义，要求大举兴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
此后，他出任会办海军大臣，组建了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但是，随着这支舰队在甲午海战中的覆灭，李鸿章也一时成为了千古罪人。1895年，当李鸿章在日本签署《马关条约》的时候，他也就注定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出现在历史的长卷中，而关于他对中日海权之争的功过也一直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明治天皇（1852－1912）
很多人都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走向富强的转折点。明治天皇深知，海军对于日本这样的岛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明治大力培养海军人才，开办了炮兵学校、水雷学校、通信学校、航海学校和工程学校。他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一方面送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一方面聘请外国人来日本指导海军的发展。截至1876年，日本请来外国教官和技术人员共计469名。明治政府还不惜花费巨额经费，对学校毕业生实行远洋航海实习制度，完成了日本舰队的三大远航。
陈毓祥（1951－199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两国海权斗争的一个焦点就是钓鱼岛问题。
1996年9月26日，香港保钓人士搭乘的“保钓号”到达钓鱼岛，香港保钓领袖陈毓祥率领五位突击队员穿上救生衣，跃身入海游向钓鱼台，以此来宣示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并抗议日本阻止中国保钓船靠近钓鱼岛。最后，他因脚部被绳索缠绕，溺水身亡。
这位时年45岁的“世界保钓联盟”领袖是香港大学学士，也是20世纪70年代保钓运动的活跃分子。
1996年9月29日，5万人聚集在香港维多利亚广场，沉痛悼念这位在保钓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个中国人。#
国际先驱导报 2004年04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