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上海我的朋友鲁迅的家里遇到一个刚从西北来的作家。他是工农红军的代表。参加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征。朱、毛红军举行了震撼世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行程二万五千里路，时经冬夏春秋，走过平原村庄，跨过千山万水。
有好几个星期，每天晚上我同他在一起，他讲长征，我作笔记，说到长征，充满了艰险苦难和百折不回的画卷。人们难以相信，尽管他镇定自若，说的是真人真事，当他讲到在那雪海茫茫，风雪交加的川康藏边的大山丛中漫步前进时，他这样说：“人们精疲力尽，渐渐支持不住了，自自然然地蹲下来，那样软弱再起不来。几千人冻死了。我们几个月只吃青稞，许多人消化不了它，拉出来的青稞，别人捡起来，洗干净，又吃它。过一次肠道再排泄它一次。”
当我们这些幸存者终于出现在甘肃草原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贫苦的当地少数民族的时候，我们伸开手臂，团团把他们抱住，又哭又笑又欢乐，又打又闹又歌舞。有的穿着羊毛捻的毛线衣，有的披着羊皮剪的老羊皮，破破烂烂，奇奇怪怪瘦的像个鬼，几千人有病，夜里的咳嗽声此起彼落互相呼应发出回音。甘肃是那样的苦，我们总是吃狗、猫和老鼠肉。甘肃是那样的穷，妇女藏在寒窑里，一家人往往仅有一 条裤子，男人穿了女人就没穿头。民国以来二、三十年的兵荒马乱，干旱饥荒，天灾人祸，加上苛捐杂税，老百姓被搜刮得干干净净，连衣服都没有。最遭殃的是军阀的队伍还带来梅毒病菌，许多妇女不生育，有些地方看不见十五岁以下的儿童。
这个作家跟我说，红军部队的医药物资非常奇缺。自此之后，我同两个外国医生开始为红军筹集资金购买药品，可以这样说吧！我们成了红军采购药品的“走私商人”。
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唯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打手们横行霸道、鞭长莫及的地方，决定我去西安养玻少帅自从当上东北王以来在性格上发生了许多变化。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打破了他过去对法西斯主义五体投地佩服的迷信。他受到司令部里一批青年军官的影响，成为一个作风民主的军人。他戒掉了抽大烟的习惯，并且极力克制改掉青少年时代耳濡目染的封建军阀的习气和影响。
全国各地民族救亡抗日爱国运动在其他省市地方受到取缔，但在他的地盘内得到保护。他无视国民党政府的训令指责，许可全国各界联合救亡爱国运动委员会在西安召开，他反抗国民党政府对到达陕北的红军继续围剿的命令，当日寇占领东北入侵绥远、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和他的部队根本没有打内战，残杀自己同胞的想法。
有一个红军代表在少帅司令部里未公开身份，他为我在西安十五英里以外的临潼华清寺安排了一个工作休息的地方。大西北地区是中华民族发生发展的摇篮，许多伟大的朝代在这里兴起，交替成长，西安是大西北的中心，我希望在西安恢复我的健康，写作另一本书。
我住在华清寺。这是公元八四七年至八五九年统治中国的唐玄宗皇帝的宠妃杨贵妃在这里游玩的地方。我望着杨贵妃当年逍遥赏玩过的亭台楼阁，走廊石桥，使我记起了有一 回我听过一位中国老音乐家用五弦琴演奏长恨歌谱的情景，他的音乐犹如小管弦乐队合奏的歌声满屋激荡，绕梁不绝。长恨歌是一首古诗，叙述唐玄宗多么怀念杨贵妃，她上穷碧落、下穷黄泉，苦恋相思，想见一面。而住在海外仙山上的太真仙子给皇帝报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相爱私语。
这里探微穷究，尽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就在这种气氛下我研究中国历史并把时断时续的汉语练习重新捡起。我的健康状况日渐好转，经常穿过平原村庄前往始皇陵漫游。公元前二五五年秦始皇建立了秦朝帝国。他雄图大略灭六国，亡诸侯，废封建，设郡县，想砸烂当时的封建制度。他好大喜功，劳民伤财，“鞭挞天下，威震四海”。就是他，征调全国的老百姓，家家户户一男一丁去修筑防止北方野蛮民族入侵的万里长城，就是他，第一次统一了中国，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治驰道，车同轨，一法度，书同文，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都咸阳。”西安古名长安，就是秦朝的首都咸阳。秦始皇把咸阳建设成为当时大秦帝国称雄世界规模最大的城市。秦始皇焚书坑儒，厚今薄古，想消灭和销毁当时“逆古害今，危言乱实”传播封建思想的孔家学派的儒生经书。人们指点临潼西南五里那儿有一个山谷就是秦始皇当年大乱天下焚书坑儒的坑儒谷。
秦始皇穷奢极侈，纵欲放浪，老而怕死，梦想长生，以为东海有蓬来，方丈，嬴州三座神山上有不死药，遣徐福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传说数万家男女开拓了日本，毫无疑问这是荒唐的传说，他们过海漂洋没有回来倒是真的。始皇陵在临潼外郊的骊山下高大如一座小山，据历史工作者考证始皇陵下埋藏了一座宫殿和中国古代许多珍贵文物和无价之宝。“以铜为椁，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上以明珠为日月，列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具山川五岳九州地里之势”。山上的花岗岩石曾被一个军阀盗卖给一个英国人，但陵墓原封未动仍埋在地下。
回到临潼华清池庙里，我动手写我的一本新书。只有在西安的朋友带来新的消息和安慰我的寂寞的时候，我的写作才停顿下来。朋友里面有一位红军方面的同志，他总带来一 些使人不安的消息。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正在同侵入内蒙的日寇作战。日寇已经占领了山东省的青岛。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抵抗日寇的入侵，反而集中其强大兵力在胡宗南的指挥下围剿陕北的红军，通达这个战争舞台中心的公路上沿途成立了兵站，战事极其激烈，胡军损失惨重，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们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国民党政府围歼红军的命令。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装备最新式，他的部下官兵一致要求抗日，不愿打内战。联席会议拒绝服从围剿红军的命令，相反的是结成了西北抗日军事同盟。它包括红军、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其他军队的代表，以及本年五月持半独立状态的桂系军队的代表，已经抵达西安磋商参加抗日军事同盟的谈判。
几百名平津学生，上了张学良少帅的军事学院。西安蓝衣社头子叶道光的党羽们把这一切进展情况向主子打了报告。蒋委员长非难少帅军事学院里窝藏共产党分子。少帅的答复是，他判断学生的唯一标准没有别的、仅看他们的抗日热情，并且补充说了一句：“奉告委座千万不要听日本特务的报告。”
一九三六年十月，有三个刚到西安的学生就被蓝衣社特务分子绑架到国民党省党部。少帅派部队冲进省党部放了那三个学生。这类事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暴前奏。
有些消息扰乱了我隐居生活的平静。十月二十日，一个同住华清池庙内，看来不问政治的女友来到我的房间里没精打彩地说：“我们中国人损失的东西太多了，现在又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来了，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逝世了。”
我在不久前才得到我父亲去世的消息，我悲伤，深感遗憾。鲁迅的死，对我说来不仅是个人的悲伤，且也是民族的不幸。他活着奋发有为，并非漫无目的的活着，也不想争权求名，发家致富，财权位根本不在他的眼里。在中国知识界中，他对知识青年起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共同的善良美德，忧国忧民，刻苦奋斗、积劳成疾是他短命的原因。而他以轻蔑的态度对待死亡本身。
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方面发表了鲁迅逝世的电讯，这是对他唯一解除禁令的报道。上海举行了安葬鲁迅的殡仪。学校的师生走出课堂，商店的店员走出店铺，工人们走出工厂，贫寒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参加了他的葬礼。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也在送殡的行列里，送他到最后的安息地。
鲁迅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共产党人士无不尊敬他的渊博学识和斗争精神。后来共产党圣地延安成立了第一个鲁迅图书馆。我作过外文图书管理员并把我在中国搜集到的图书赠给该馆。稍后共产党人士又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由最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指导学习，这是创作生动活泼战斗作品的艺术学院。
西安的朋友们在鲁迅逝世第二天来到临潼的时候，华清池庙的长老也走进房来同西安来人坐在一起议论鲁迅。这个长老是一个四大皆空、接待方外的办事员。听他谈话可以看出这个与世隔绝的乡村方丈也熟悉鲁迅的生平和鲁迅作品。
“检查制度能起什么作用呢？”我想。
我的写作不时为其他发生的事件所打断，十一月底我听说少帅不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他们之间又有一次冲突。蒋指责少帅不执行剿共命令。少帅回答说：“我和我的官兵多年来对委座效忠服从命令，相信你领导我们抗日的诺言，时机还不太晚。现在我请委座给我们一个驱除日寇还我山河的权力和机会。必须报告委座，我已无力控制我部军官士兵提出的这个要求了。”
几天后，一小批身穿国民党中央军服的青年军官出现在临潼华清池并且命令一切人等马上搬走。华清池成为蒋委员长和他的侍卫官卫队的居住处，并作为十二月七日开始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的地址，对住在临潼到西安的公路两边的村民，命令他们一律搬家。
我和我的中国女友乘车到西安去。公路上背着行李卷、推着独轮车的人群挤塞道途，征调来的民夫村民儿童正在修路填补坑坑洼洼。公路旁边的村子里住满了特工人员。显然这是一次非同平常的剿共军事会议。老百姓也成了怀疑对象。我在西安市唯一的一家现代化旅社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小房子，打算以后仍回华清池去。但几天之内耳闻目睹西京招待所住满了蒋委员长的高级参谋人员、几百名蓝衣社分子在市内许多地方建立了活动据点。据说他们有武装和电台。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曾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现在是蒋委员长的秘书，他在西安有卫队并指挥全市警察部队。国民党陕西省特别党部也警卫森严。
临潼军事会议开始，西安气氛异常紧张。我每天听到有关蒋委员长一一召见东北军高级军官进行个别谈话的报告，用金钱和地位收买他们为他卖命，改变效忠少帅的立场，这就是说要他们死心踏地跟他继续打内战。东北军官的答复是，他们的家乡被日寇侵占，他们自己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只有跟着少帅打回老家去。然后转身回来向少帅作了报告。
一天早晨，我的红军朋友来向我借手枪和子弹。“据可靠的消息说蓝衣社特务在西安警察当局的支持下阴谋闹事，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他说。
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西安市大中小学的几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唱救亡歌曲，散发传单呼吁民族统一，停止内战，声援绥远傅作义抗日，向蒋委员长提出请愿，邵力子奉蒋氏手谕下令警察对游行队伍开枪镇压，学生中间有两个东北高级军官的子女受伤，全市气氛顿时紧张异常。
过了几个小时，一个蓝衣社特务来找我的麻烦。他既不肯说出他的姓名，也不愿出示任何证件，硬要看我的护照和居留签证，并且一再盘问我为什么要照相，要拍学生游行的镜头。我把签证拿出给他看了，对他说法律并无禁止照学生的像的条文。他气冲冲地走了。后来我听说他跑到公安局找给我签证的科长，打了科长一耳光，撕下了他的领章，并撤了科长的差事。这个蓝衣社特务听科长说我的签证是西安市政府指示办理的，接着他跑到市政府办公大楼去大吵大闹，结果被市政府官员训斥了一顿赶了出来。他又回西京招待所，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地宣称，招待所经理要是不把我撵走，他就要亲自动手了，并且要“找她算总帐。”
当天晚上我向东北军军部的一个副官和红军代表作了报告，讲了蓝衣社特务找我麻烦的经过。他们非常愤慨并指示我道：“就在这里住下去，同蓝衣社特务对着干！他们如果对你下手，就会成为一起国际纠纷事件！这样一来就会暴露出他们对日寇不放一枪而对美国友人进行迫害的面目。”
就是这样，我等待着一个国际纠纷事件的出现！
次日，招待所经理收到限二十四小时把我赶出招待所的最后通牒，我拒绝离开，经理哭丧着脸说：“不走的话就会遭殃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夜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详细情况我无从得知。我知道的是，这天晚上张学良、杨虎城同所属高级军官彻夜开会。黎明前孙鸣九营长率一营人包围了临潼华清池，打死了蒋的侄子侍卫队长蒋孝先和三十多个警卫兵。蒋委员长身穿睡衣，逃到了山上，藏到了岩洞里面。孙鸣九搜山抓到了他，蒋对孙说他是总司令。孙营长回答：“你是总司令，也是活俘虏。”
蒋委员长的脚摔伤了，孙营长把他背下山，并送到西安张、杨那里听候发落。
这天夜里我不能入睡，没有脱衣服，通宵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站在窗前望着黎明前的破晓，晨光熹微，我听到一 阵机关枪的达达声和步枪的劈拍声大作。“好家伙，真干开了！”我想：“蓝衣社特务分子按既定方针行事了！”听到招待所里一阵飞跑的脚步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接着是喊声叫声大作。步枪射击声就在附近的地方，门窗破裂声，玻璃哗啦声，大祸临头，临死前的哀号惨叫声，女人的尖叫声，汽车引擎突然发动声，混成一片。
门外面有人在用枪托捅门。坐以待毙，我心不甘，我刚退到墙角里，就飞进三颗子弹，破门穿窗而出，玻璃粉碎，门扇通开了一个洞，我听到几声“日本鬼子”的喊叫声，使我恐怖异常。“我的上帝呀！他们借口我是日本鬼子来杀我了！”
一个士兵的头从门洞里出现，鼓着眼睛，东张西望，我拼命用中国话喊：“我不是日本鬼子，我是美国人！”
背后有人把他踉踉跄跄地推进室内。一群年青士兵跟在他后面，手里端着步枪蜂拥入室，有的冲进洗澡间，有的捅破更衣室的门。接着又一窝蜂似的走出房间去敲打隔壁经理住的那间房门。但有两个兵留在房子里不走。
留在室内的两个兵开始在房里转来转去，突然间一个兵用枪托顶住我的肚子，逼我后退，靠墙而立，另一个兵把梳妆台的东西都翻出来了，见啥拿啥，把我的眼镜盒、手电筒、电池等直往口袋里装，手舞足蹈地收拾我的羊毛衫和毛线衣。
逼我靠墙而立的那个兵随手掀开我床上的枕头，我的钱包和所有的钱都在那里，他们两个欣喜若狂地扑过去抓住钱包就地分钱。一个兵拿我的水笔，一个兵拿我的铅笔划了一 阵，之后把战利品塞进口袋，各人又从床上拿了一条毛毯，飞跑下楼而去。
我相信他们只是趁火打劫一心在于抢东西，于是我摇摇晃晃地走进洗澡间拧开水笼头洗脸，然后坐下来，听到招待所里和附近一带不绝于耳的奇怪的吆喝声。兵大爷逢人冲杀横行霸道的事我在书本上念过，但在这里一场西安事变中我才亲身体验了丘八胡来的滋味。这时，恐惧心理被好奇心战胜的我，颤惊惊地向大厅偷偷地看了一眼，然后又到隔壁房门外看了一眼，房间里两口大皮箱开着，衣服扔了满地。我喊了一声：“经理先生，他们是抢东西的！”
然后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答应了一声，王经理从床底下爬了出来，他满头大汗，一身灰尘，脸色苍白，还有点发抖，动手收拾衣服。“他们把皮大衣抢走了！”他叹了一口气说道：“他们把东西抢光了！”他向客厅瞥了一眼，最后安慰我道：“现在用不着害怕了，我会收拾残局的！”
他跑下楼在大厅里一晃不见人影，很快又上来，背后跟着一个手提自动步枪的青年军官，看来也情绪激动有点吓昏了头脑似的。一个兵冲过去了，那军官喊了一声命令，用手枪指着那个兵，那个兵立即止步，转身立正站在那里。军官对士兵开始训斥，气势汹汹，狠狠臭骂了一通，接着又扬言他再敢让什么人进我的房间就唯他是问，不死也要脱一层皮！
经理先生找来一张纸，一枝毛笔，请军官写通知，军官大笔一挥，写了：“不准进入此室，违者枪决！”
他签了字，经理先生得意洋洋作了好事似的把纸条贴在我的房门上。军官和经理一走，那个老兵等着不见他们人影的时候便伸长脖子、探头探脑地朝房间乱堆的衣物方向走去，顺手翻了一阵，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他瞧了我的手表一 眼，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扯下手表，转身朝楼下一道轻烟似的不见了。
我站在那里望着龙飞凤舞的军官手令，不见一个兵停下来瞧它一眼。即使止步，不识字的兵也看不懂它。识字的兵也不会服从命令！
西安市内和招待所里的枪声逐渐稀落，军官们终于把士兵们赶到院子里去了。我和经理站在招待所的门口，注视着院子里两个军官在一队横眉怒眼的士兵前面来回跑着，把兵士口袋里的战利品、衣物等东西掏出来放在地上。两个军官破口大骂，如江河溃堤一泻千里，经理的脸色一阵发白，非常难看。我从那些伤人恶语中搜集到不少兵大爷的祖宗三代老祖母的浪漫题材资料。
楼上的电话铃声一直在晌没有人接。现在我们才听到了招待所服务员们的喊叫声，经理先生冲上了楼又转回来哭丧着脸说道：“上边一个人快断气了，流血不止，你能帮忙急救一下他吗？”
我记起了床下的旅行袋幸好没有动过。赶忙上楼找出我的急救箱，跑下大厅。一眼见到一个矮子躺在那里，满枕头血，一嘴仁丹黑胡子，活像一个日本人，我和经理先生急忙对这矮子实行抢救。与其说他是中弹负了伤，不如说他受惊掉了魂，一颗子弹洞穿双颊，竟没有触及牙齿，也许他正在打哈欠时一弹飞过。经理煮了一杯浓咖啡，我把矮子嘴上的血迹收拾干净，帮他穿好衣服，喂了他一调羹咖啡，他从头到尾向我和经理赌咒发誓说他不是日本鬼子。
救护车把矮子送走后，经理把他的大小皮箱搬到我的房子里，他对我解释道：“兵游子们还会来的！你是外国友人，你的房间比我的房间要安全，我不收你的房费了。”
一辆卡车开进了院子，一批东北军的青年军官接管了西京招待所，大厅里面放了一张桌子，一个青年军官会说英语，他接待旅客们的申诉，他填了一张失物丢失清单，他告诉我，肇事部队的负责长官杨虎城会赔偿我的损失。（我没有收到一 文钱的损失赔偿费。事过三年后，杨氏军部的一个参谋告诉我，当时一个秘书奉命拿了一笔款子送给我，但那位秘书饱了私囊，也许他以为外国人都富有中国人都很穷吧！）东北军青年军官给了我一份宣言，这是西安事变有名的通电八项主张：改组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各党派在内的共同负责救国的国防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上海七名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证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权利。废除一切镇压爱国抗日运动的非常法令。与同情中国独立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我读完这八项声明，身受打砸抢遭遇的不幸一扫而空，无论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中国将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可以断言。
这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一个军界的朋友跟我打电话。好几个小时电话刚才接通，他告诉我这不是一次蓝衣社分子在闹事，是一次政变。西安现在张杨的手里，市警察局、市党部、蓝衣社活动据点均已经占领，电台、文件、连同黑名单均已查获。两个被捕的学生也从蓝衣社总部里找到了。围剿红军的一百架飞机没收了，蒋委员长现在西安已成少帅的俘虏。胡宗南剿匪兵站所有物资均已接管过来。少帅发布了一 项声明，明天可能召开群众大会。他听到西京招待所遭劫的消息非常吃惊，向我提出警告：“不要到外面去，已经宣布戒严，街上死伤的人很多。”
“慢着！我要去救护伤者，想办法帮我弄一张军用通行证吧！”我在电话里大声向他喊道。
我的朋友和招待所的东北军军官通话商谈过后，我得到一张通行证。于是我背起急救箱到浸礼会医院弄了些外科用的纱布绷带，在西安市转了一整天。救护伤者，送入医院。
第二天下午。西安市召开了盛大的群众集会，我有幸在常十二月十六日，张学良少帅在西安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召开的民众大会上讲了话。他回顾了日寇侵占东北，政府不抵抗，他和蒋委员长中间发生过许多“违反民意”的政策上的矛盾，他宣称：“我希望和全体武装同志并肩一致，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全国同胞一致起来共赴国难，团结奋斗。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我们的满腔热血，一定要洒在保卫祖国打败日寇的战线上！”
西安市贴满了抗日的标语，受过特殊训练的东北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和全国抗日爱国联合会，以及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们在街头巷尾举行小型集会，并派出宣传小队到郊区附近向农民进行宣传，组织和武装西安市的市民和工农群众。
政治犯得到释放。里面有三百名工农红军战士，五十名红军女战士和三十三个红军小鬼。战士们发烧，伤口化脓，感染的有百多个，我只懂一点急救方法。尽力跑医院为重病号找床位，给轻病号弄到药品。他们躺在冷冰冰的砖石地板的草垫子上，有一床薄棉被的战士为数不多。过了一个星期才来了一位医生接替我的护理工作。杨虎城将军最后送来了两千块钱作为替病员们买毯子和食物的用费。
见到红军，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他们是四川来的红军，都是贫苦农民，年龄在十五岁至五十岁之间。看到他们，使我联想起历史上描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中的人物形象，他们一 双眼睛赤肿发炎，许多人没有鞋穿。一双农民脚板，一道道化脓流血的裂口。我第一次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紧盯着我。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穿着讲究的“女洋鬼子”。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我怀着历史在创造中，人物在活动里的奇特感觉观察时局的发展。一架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下午飞回来了，在西安城头低空慢慢地盘旋过后徐徐降落在西安机常飞机请来了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表。
红军代表抵达西安的第二天，我见到了他们一行。九年内战过去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九年内战的浩劫中牺牲了生命，国家的财富资源消耗殆尽，军事装备物资浪费无存，多少工农红军指战员家破人亡、骨肉失散。
但是，从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总参谋长叶剑英和我的谈话中，使我感到他们此行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报仇雪恨而来，而是为了国家统一的新时期铺路而来。
西安事变第二天，出现了全国各界抗日救亡联合委员会的报纸。接连半个月时间内又出版了另外两份报纸和一种学生刊物。学生和演员组成第一批流动剧团为部队和老百姓演出活报剧。南京国民党广播电台疯狂报道蒋委员长已被枪毙，红军占领了西安，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等等谣言。西安一家日报的编辑发表中文电讯广播稿进行驳斥，我担任英语广播。发表了我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报道以及有关西北动态的文章。
我的访问报道很使南京国民党政府头痛生气。几个月后，我从美国记者那里听说美国驻南京上海的领事官员们甚至宣称他们已经作出驱逐我出境的决定，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发言人接见纽约时报记者的访问时，宣称“我的讲话与政府既定政策方针抵触，为统一战线思想方案辩护。”这个发言人对于基督教美国青年会总干事发表严重歪曲事实真相的南京报道的广播则不表态。平心而论，我讲了实话。
对中国的未来起危害作用的消息纷纷传来了。第一个消息是有关汪精卫的报道。前任国民党政府主席汪精卫自从遇刺受伤后即侨居德国养玻他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立即赶赴柏林和希特勒开黑会，然后乘专机回国，醉翁之意显然是要上台执政。
日本侵华司令长官也在华北召开黑会，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警告，声称必须粉碎西北军队结成联合战线。军政部长何应钦多年来同汪精卫沆瀣一气，互相勾结。他以设法营放蒋委员长为借口，组织讨伐军，命令部队进入陕西省境内向潼关集结，挑起了内战的威胁。我写了一篇警惕内战的讲演稿，广播前提请东北军和红军的代表审阅过，我在讲演中把何应钦及其一伙比作是明末清初反复无常引清兵入关、镇压农民起义的贰臣反动派吴三桂。
张学良少帅天天和蒋委员长进行谈话，劝说敦促他停止内战，抵抗民族公敌，我听得人家说少帅读了蒋委员长的日记，相信蒋委员长确有抗日到底的最后决心和意图。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和她的兄弟宋子文博士以及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很快飞到西安，商谈释蒋及其参谋人员的问题。
蒋委员长于圣诞节这天秘密获释，老百姓一无所知，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先一天西安当局放出风来，说英勇保卫绥远的傅作义将军于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同盟。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机场上打着旗子去欢迎他。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学良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不见傅作义飞来，只见张学良飞去，人们大惑不解如入五里雾中。等到真相大白时才知道，他们到机场名为迎傅、实是送蒋，给蒋一个众人爱戴他的印象。
一小时后，西京招待所里的东北军青年军官和抗日救国会领袖奔走相告闹翻了天，群情愤慨大骂这是一个政治骗局。
人们停下来对我讲：“我们被出卖了！红军还劝说少帅放了老蒋！”一个青年军官蔑视一切大声说道：“少帅满脑袋瓜子封建思想，真是自作孽不可活！看吧，那还有他的自由了，他永远回不来了！”
国民党中央政府以不放蒋就讨伐挑起内战进行威吓，几星期内继续在潼关集结兵力，前线发生了战事，飞机轰炸了西安沿线的车站。抗日同盟坚决主张迎头痛击。少帅行前指定负责东北军的高级军官同何应钦进行秘密谈判，其他军官则在东北军内进行派系活动。青年军官怒火满腔非常气愤，坚决要求释放少帅，实现民主抗日的八项主张。红军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条件，在西安事变时而急转中，为了打破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挑起内战的阴谋，红军两个师开到西安附近形成了一道防线以防万一。
一九三七年一月初，英国一家报纸的记者新西兰人詹姆贝特兰到了西安，帮助我发表对外广播，搜集新闻报道，出席城乡群众大会发表演讲。他的讲话录音第一次播放出来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南京政府的发言人说，西安电台现在的播音员是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
有些外国人把中国人看作是任人宰割，唾面自干，打不还手，决不抵抗的冷血动物，他们要是见到了东北军，肯定会改变他们这种糊涂的看法。对国民党政府在日寇面前妥协求和的不抵抗政策，积压在心头的愤怒，象爆裂的炸弹在西安事变中炸开了。东北军官兵深深感到自己被赶出了他们的家乡，被当作兄弟阋墙亲痛仇快的炮灰。我亲眼见到了两次空前的游行示威，一次军事示威，一次军民游行，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是头戴皮帽、身穿皮领大衣的东北骑兵队伍。他们高大结实威武雄壮。紧接着是东北军的步兵。我第一次听到东北军队伍步伐整齐、高唱《打回老家去》的雄壮歌声。青年军官们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法西斯卖国政府！”“释放少帅！”
一直受压的学生、妇女、工商各界等民众团体以及公教人员，现在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游行队伍中，有人高举着一幅法西斯走狗汪精卫同希特勒握手的漫画，被禁止的《义勇军进行曲》鼓舞人们起来战斗的歌声响彻云宵，西安古城在震撼世界！
西安渐渐的平静下来了，少帅在南京被软禁以劫持统帅的罪名受审讯。本刑立即受到特赦，但蒋委员长却以“严加管束”的名义把少帅关在奉化的蒋家。岁月流逝，张学良成为蒋介石的笼中囚。他的命运激起了东北爱国人士的怒火，他的部队分散解体，参与西安事变的僚属幸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西安事变以地方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一个统一的中国在迟迟分娩、阵阵阵痛中诞生。我们很快得知国民党军队要打过来了，西安即将失守。抗日救亡委员会的爱国领袖们闻讯纷纷离开西安，分赴全国各地，他们知道国民党是从来不给人民以公民权利的。
我知道要是我留在西安就会被捕，受到中国爱国人士一 样的命运，一月十二日早晨我离开了西安。政府机关的建筑物四周和十字街口正在赶筑沙包防御工事。城头上隐约传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口号怒吼声。墙壁上张贴的八项声明的标语在严冬的寒风中沙沙作响。
我在飞机场附近寒冷冰冻的路边等了四个钟头，终于过来了一部卡车，一个红军战士跳下了车，命令一个坐在司机旁边的战士让座。我上了车，车上坐了一车学生，各人脚上放着一个背包卷。我们一言不发，心向陕北。汽车朝古城咸阳，经过周秦汉唐历代陵墓，向三原红军驻地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