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的初秋时节，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到湖南芷江接洽投降，随后由侵华元凶冈村宁次在南京签字投降。这段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遭到失败的纪录，回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
这时重庆到处有些乱哄哄的气氛，一九四四年底湘桂大撤退后不久，在昆明组成中国战区陆军总部。同时，侵华日军从湘桂赣三省收缩兵力，向江浙闽等省的东南海岸撤退。一 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盟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人们预想着总反攻的到来，议论在东南地区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的可能性。
我在这种情况下，被派为驻中国战区陆军总部的记者。
我还没有成行，日本帝国主义已在这年八月十五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原来设想的战地采访成为多此一举。我急于赶到昆明去，到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事实上的空军总部）接洽机位。他们说，与其到昆明，不如到芷江，因为中国战区陆军总部正迁向芷江。八月十八日奔向重庆九龙坡机场，才知芷江正在布置侵华日军洽降。
芷江是湖南西部一个小县，从重庆这个火炉城市来到这里，依然感到气温灼人，好在早晚都比较凉爽。一年前，衡阳失守前后，我曾到设在这里的战斗机基地采访。当时了解到我国空军占有优势，岳阳附近白螺矶一战，日本零式战斗机到处躲藏，只求避战，但对制空权的具体作用还是一无所知。后来读到冈村宁次的日记和回忆，他说：“对敌机的猖獗活动几乎束手无策，我方空路交通处境极为艰难。”他从汉口到广州与日军第二十三军联系，不得不经上海、台北绕一个大圈迂回到达广州，而且日军在战场上的活动也受到很大牵制。
这时，国民党刚宣布取消《战时新闻管制条例》，垄断新闻报道八年之久的国民党中央社当惯了“新闻官”，早已失去新闻敏感。我利用这个空隙机会，当晚叫通重庆电话，发出日军洽降的第一个报道，第二天就引来了一大批同行，临时成立一个记者招待所。
今井武夫八月二十日离开南昌，随带参谋二人和翻译一 人，乘坐冈村宁次使用的专机，为的是“顾全日本军最后的体面”。在汉口休息一夜，第二天离开汉口机场时，按照规定在机尾绑扎两条长达三米的红布，以示接洽投降。中途发现机上还有一挺机关枪，连忙在飞经洞庭湖时投入湖中。到达常德上空，按照事前的规定，我方六架Ｐ?５１战斗机向洽降飞机奔来，把它押送芷江。
当天中午，洽降飞机按照机场指示着陆后，三辆吉普车直驶机舱门前。两名中国参谋检查机舱，并查明来人的身份，领着他们登上两辆吉普车，另一辆吉普车则装载着在旁监视的宪兵。这三辆车立即加快速度，直奔距离机场约二公里的一所木板平房，房外用油漆涂绘一个很大的白十字，这就是洽降者的临时住所。从他们到达后，木板房附近成为禁区，没有特别许可，任何人都不准接近。这对于我的职业来说，不能不感到极大的遗憾。
机场上除中外记者外，其余大约有一千多中美两国军事人员，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这几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洽降者，既感到满意，又感到不足。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很多人集成一 圈，围观今井武夫这架用来保持体面的飞机。这架运输机漆成黑色，显然是为了便于逃避空中攻击。今井武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这架飞机时说：“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寒酸，实在也是万不得已。”他不禁吟起安倍贞任一○六二年战败投降的诗句：“且顾残衣甲，褴褛难遮掩。”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时已经精疲力竭的具体写照。但围观的人群意犹未足，索性把机尾的两条红布尾巴扯下来，分成许多小块，每人留一块作为纪念。
下午三时，今井武夫等人乘吉普车到达洽降会常有两排长桌摆在会场前端，几名中美高级军事人员坐在上首一排长桌后，被领进会场的洽降者，依次是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和前川国雄，翻译木村辰男，双方相对而坐。中方发言先译成英语，再译为日语；洽降者发言先译成汉语，再译成英语。互报姓名和身份后，中方命洽降者出示代表身份的证明。今井武夫听着颇为震惊，开初有些踌躇，随即申明说，目前尚未接到日本大本营正式命令，不能派遣正式代表，此行不待奉召，主动前来，只是担任联络，所以没有携带正式证件。问他有无其它证明文件，今井武夫连忙取出冈村宁次派他前来芷江洽降的命令副本，应付了这场他们意想之外的尴尬局面。随后，洽降者递送日军兵力分布略图以及日军指挥系统表。接着中方用中、英、日三国语言宣读向冈村宁次指示投降事宜的第一号备忘录，并指定今井武夫直接送交，其它具体细则，会后另行指派人员安排。日军洽降仪式至此结束。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今井武夫在接受各种指令后，离开芷江，飞返南京，筹划冈村宁次签降的准备工作。
八月二十五日，中国方面从芷江派出三架运输机，组成设营组前往南京。我混在设营人员里上了飞机，成为第一批返回南京的唯一记者。
下午四时左右在南京大校场机场着落，我随着部分指挥人员乘车直驶城内国际联谊社。当时规定，任何人不得外出。
我的职业不可能接受这种军事命令，好在随身带有一套旧西装，换上衣服，找来一位翻译，请他同日军联系，安排一个记者的采访。日军派来一辆高级军官乘坐的轿车，随来一名日军中尉充作“保镖”，他还能说生硬的汉语。乘车在市区兜了一圈，到了繁华地区，我要下车，“保镖”也要跟来，我要他坐在车内等我，他好象很为难。我取出一张卡片，并在后面写上不许他妨碍我的采访工作，他象是取得了一份凭据，笑着向我点头。
在几个繁华地段作了即兴式的采访后，我要那个“保镖”送我去采访大汉奸陈公博。他听后向我哭丧着脸，好久说不出话来。知道他感到很尴尬，要他打电话向上级请示。等了十几分钟，他垂头丧气地对我说，这事只能等到秩序安定之后再作安排。他告诉我，一星期之前，汉奸之间在南京闹市区曾一度发生枪战，现在这些人都已被隔离软禁，不能接见客人。既然如此，我只能作罢。但事隔二十几年后，看到今井武夫的回忆录，我才了解个中奥秘。
原来今井武夫从芷江回到南京，第二天一早就去找陈公博，商定逃奔日本的计划。在取得冈村宁次同意后，他使用日军在南京剩下的唯一运输机，在二十五日凌晨，把陈公博及其妻李励庄等七人秘密送到明故宫机场登机，并派一名日军参谋作为向导。就在我们到达南京那天的十二个钟头以前，这架飞机已在曙色朦胧中飞往日本。
正是这天，麦克阿瑟总部下令，从当天中午起，严禁一 切日本飞机在日本国内飞行。为了赶在禁令之前到达日本，连中途在青岛加油的时间也不肯耽搁，径直飞奔日本。因为燃料不足，结果在日本鸟取县的米子机场迫降。
迫降之后，日本外务省派人赶来，第二天引导陈公博等人到京都。为了避人耳目，躲藏在郊区的金阁寺。前首相战犯近卫文?假借为其母“办佛事”为名，到金阁寺同陈公博密谈。不久，前者畏罪自杀，后者在苏州被枪决，密谈的内容有没有留下记录，就不得而知了。
二十七日，“陆总”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到达南京。据说，冈村宁次曾表示“上将例不拜中将”，拒不主动会晤冷欣。后来才终于被迫往拜。只此一点，足见冈村宁次的骄狂。
日本大本营讨论投降问题时，主和与主战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冈村宁次曾两度致电陆相阿南惟几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要求继续作战。八月十二日他向所属中国派遣军发布训示：“必须发挥建国以来最大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只有断然决一雌雄。”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两天，东京曾经盛传“最反对停战的必然是中国派遣军”。冈村宁次自供，他曾同侵华日军海军舰队司令福田良三进行策划，纠集所部陆海军，退集我国山东滨海地区，盘踞烟台和青岛，作最后的挣扎。后来因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才放弃这个计划。
所以，日本皇族鸠彦到南京传达停战诏书时，曾对冈村宁次说：“我在东京风闻这里陆海军态度最为强硬，有被扣留的危险……阁下要扣留我吗？”
但是，这样一个顽固透顶的军国主义分子冈村宁次，九月九日终于被迫在南京签署投降书。
国民党政府大概查过皇历，选了九月九日上午九时所谓“三九良辰”，在南京举行受降典礼。地点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原来的校址，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坐在会场前端中央长桌后，来宾席上有同盟国军官和国民党的高级文官。冈村宁次等投降者到达大门口，一律解下身上的佩刀，表示解除武装，一个个手上端着军帽，低垂着头走进会常依次是：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大将冈村宁次，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中将福田良三，第十方面军（在台湾）参谋长中将谏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在印度支那北部）参谋大佐三泽，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中将小林浅三 郎和副参谋长少将今井武夫。进入会场后，站在他们的座位前共同立正敬礼，然后坐下。冈村宁次随即起立，出示授权投降的证明书。
受降者审阅证明书后，取出投降书一式两册，小林浅三郎趋前敬礼，领取后交冈村宁次用毛笔签字并盖章。小林浅三郎捧着投降书再向受降者敬礼，送请审阅。其中一册交还日军，仪式即告结束。
一九三二年，冈村宁次是日军上海派遣军的副参谋长，曾签署《淞沪停战协定》。一九三三年，他调充日军关东军副参谋长，曾签署《塘沽停战协定》。这两次他都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现在，他率领一百二十万日军投降，他承认，“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同时他又供认，一进入会场，他就采用“白隐禅师”的“内观法”，“把往来行人当做深山树木”，顽固地无视现实，对抗现实。签降的当天，他又向所属发布“训示”：“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的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万感交集，无限悲痛。”这个彻头彻尾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根本不肯承认投降。
冈村宁次如此顽固，这并不是偶然的。他自始至终与中国人民为敌。一九四一年调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我国华北地区执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为期长达四年，欠下了大量不可饶恕的血债。但是，这样一个罪行累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国民党政府却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宣判“无罪”，匆匆把他送回日本，逃脱了应得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