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冯玉祥坚决主张团结抗日，受到蒋介石的排斥。一年以后，冯终于发动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为了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先从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叙起。
一 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
一九三○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讨蒋失败，冯即离开军队到山西汾阳玉带河隐居，但仍然与各方面有不少接触。当时为他向各方面联系的，有李兴中、邓哲熙、张允荣、李诸人。他们联系的对象，主要是西南方面的两广、冯的旧部以及其它方面可能结合的力量。同时，冯并通过关系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各方面到冯这里来过的，有四川方面的熊克武、但懋辛，邓演达的代表章伯钧以及其它方面的代表。冯与各方联系的主要目的是如何结成反蒋联合阵线，一俟时机成熟，便可东山再起。一九三一年夏季，共产党员萧明、张祝唐来到玉带河住了五天，每天和冯谈话，就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并且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萧、张此来，对冯很有影响；他们走后，冯曾对人说：“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过去不但对于国际的形势不了解，就是对于国内的形势了解也很不够，更没有作过仔细的分析。这怎么能够打倒蒋介石呢？至于革命的问题，那就更谈不到了。”从这以后，他曾召集过几次小组会，把讨论国内外形势作为会议内容之一，他要求大家对他的缺点在会上提出批评，并且分析和总结过去所以失败的原因（这样的小组会没有持续多久）。事后有人说：“冯先生到了倒霉的时候就很虚心，一旦得志，就自以为是了。”冯在汾阳办有一个军官学校，李兴中任校长（后由支应遴继任），军校骨干如贾振中、周茂兰等都是共产党员，学员也多是进步青年。办这个军校的目的，是准备作为将来建军的基矗他在这一时期，还读过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一类进步书籍。他在玉带河住了一年，表面上似乎是悠闲自在，而实际却有着“髀肉复生”之感。
“九一八”变作，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抱不抵抗主义，冯得此消息，首先发出梗（九月二十三日）电，谴责了蒋介石穷兵黩武、媚外误国和执行不抵抗主义的罪行。继又发出答复熊希龄的宥（九月二十六日）电表示反对国民党政府依赖国联的错误方针。以后又发出马（十二月二十一日）电，提出抗日救亡的十三项主张。在他去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的时候，又发表了共赴国难的书面谈话，并且向四届一中全会提出了组织全国国民救国会共赴国难、组织国防委员会武力收复失地和抚恤抗日阵亡官兵等三个提案。这时，国民党内部正因党务纠纷闹得乌烟瘴气，蒋介石躲在奉化谋转圜，江精卫称病上海看风色，南京已陷入无政府状态。
冯玉祥这次到了南京，只凭满腔爱国热情向各方呼吁，并不了解当时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关键所在。更不了解蒋介石集团所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只是天真地抱着一 种“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想法，以为只要经过奔走呼吁，大家就可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因此，他赶到南京参加了囿届一中全会之后，马上就前往上海催促汪精卫早日入京，共商国事。冯到沪后，先遣邓哲熙代表见汪。汪伪装卧病，见邓便问冯对时局的意见如何？邓答：“冯先生一切唯先生之命是听，请先生从速入京主持大计。”汪说，对国事将唯利是视，现正患病，容从长计议等语。汪对“唯利是视”这句话还作了注解。他说：“我所说的唯利是视，不是力量的力，而是利益的利。”冯急于见汪面谈，当晚亲去访汪，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位曾经共过患难（在扩大会议时冯汪合作讨蒋）的“精卫先生”（冯经常称汪为精卫先生）竟以病情严重为借口使他吃了闭门羹。他更没有料到，在他访汪碰壁的第二天，这个病情严重的汪精卫，竟然前往杭州与蒋介石会晤。冯得此消息，气忿已极，拍案大骂汪精卫毫无政治气节，纯粹是一个朝丿暮四的投机政客。冯回到南京，参加了由孙科倡议而组织起来并由他负责主持的国民党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但数日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汪精卫、蒋介石相率到京，孙科受汪、蒋排挤去职。蒋介石为了缓和冯的反对情绪，授意孔祥熙邀宴。
在宴席间，蒋介石装出忏悔的样子对冯说：“过去都是我作兄弟的过错（冯与蒋是拜把兄弟），把国家闹到如此地步；可是大哥也有不对的地方，那就是太客气，不好意思当面指出兄弟的缺点。现在国难当前，我们必须精诚团结，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希望大哥随时指教，再也不要客气了。”冯又一次受了蒋的欺骗，宴罢归来，逢人便说：“蒋先生有了很大的转变。”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蒋介石不但继续执行不抵抗主义，而且对冯本人也表现了敬而远之的冷淡态度。
“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冯又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提出：出兵十万增援十九路军、沿海各口岸对日舰同时发动炮击使日寇穷于应付、将北方军队集中全力反攻东北一案，虽经会议通过，但在蒋介石的阻挠下根本不能实现。不久，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冯在这一时期对抗日救亡所作的努力就完全落了空。他便怀着忿懑而又失望的心情登上泰山，恢复了他的隐居生活。
他在泰山居住的一段时期内，感到抗日必先倒蒋，只有打倒蒋介石之后，才有实行抗战的可能。于是又派李兴中、邓哲熙、张允荣、黄中汉等数度去广州与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接洽，进行抗日反蒋活动。他并且经常作一些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汪精卫当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之后，曾请冯任内政部部长，冯辞不就职。冯到泰山后，汪派王懋功到泰山访冯，希望与冯重修旧好。旋又派郭春涛带两万元赠冯，冯拒绝了他的“好意”，并且打了一个借题发挥的电报把汪骂了一通。
有一次汪去北平，他希望南下路经山东时与冯会晤，也为冯所谢绝。
冯对国联调查团的印象很坏。有一天，这个调查团的人员赴泰山游览，他们要求和冯见面，冯拒不接见，他说：“失地未复，无颜见人。”在他离开泰山以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了坚决反对的谈话。接着又和李烈钧、程潜等十五人通电全国，指责报告书的谬误，并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于政策要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复失地”。
冯三番五次地发表抗战主张，一方面，固然是激于爱国热情，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另一方面，则是以为不如此不足以扩大个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就是他自己也承认：“我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办法。”他本来是不甘寂寞的人，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多事之秋，退居林下，内心是异常苦闷的。可是他又没有勇气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而走上革命的道路。有一次，有人和他谈到革命斗争的问题。他说：“我干革命工作，不能叫我上山当土匪。”在他奔走于南京、上海、洛阳的几个月之中，使他深深感到，如果没有实力，什么主张也不会受人重视，更谈不到贯彻。因此，他迫切需要重新开创一个局面，有了地盘，有了实力，才能实现自己的抗日主张以及进行其他种种活动。可是山东的韩复榘对他很冷淡，只是因为旧日关系，不能不照顾他的生活。至于冯的一些活动，韩则大不谓然。韩常说：“冯先生思想过左，他的左右都是共产党。”
因而对冯颇有戒心。冯看到在泰山根本无法展开活动，需要另选一个适当的地方。适逢宋哲元发表担任察哈尔省主席，宋的将领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佟麟阁等和冯的关系都很深，而且察省地处边远，在地理条件上，也比在山东较易活动，因此，他就决定迁往张家口居祝他不仅希望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的掩护下进行抗日活动，更重要的是要在抗日旗帜的号召下、积蓄力量，为开创新的局面准备条件。计议既定，冯便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九日到达张家口。从这时起，冯就开始了实行抗战的准备活动。不久，有些共产党人如宣侠父、张存实、张慕陶（后来叛变）等来到张家口，助冯策划一切。
亿抗日同盟军酝酿时期
冯玉祥进行抗日准备活动一开始，就引起了蒋介石严重的注意。他企图用劝导和诱骗的方法，使冯离开察省，屡次派人访冯，促其南下，且不惜许以要职，冀冯就范，以达到阻止抗战的目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旬，日寇调集大部兵力，准备大举进犯热河。与此同时，日寇向山海关守军发动攻击，在占领山海关、九门口之后，即分兵三路向热河进犯。冯玉祥愤日寇内侵日亟，乃决心组织抗日武装，相机发动抗日战争。为了争取各方的支援，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分电两广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委程潜、李烈钧等人说，“华北危急，只有以全力与暴日作殊死战。军需至急，盼分头发起捐募，以应急需”。随后，又请徐谦往访胡汉民、李济深，说明冯不顾蒋介石的压制，决心依靠各方支援，特别是西南方面的支援，以便发动旧部和民众武装实行抗战。蒋介石闻冯积极准备抗战，乃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电请冯去南京，冯复电拒却说：“榆关已失，热河告急，外交折冲，早陷绝境，此诚全国奋起抗战之时。”并提出当前急务十二条，作为最后的呼吁。蒋介石见冯谢绝入京，又派王法勤、黄少谷赴张家口访冯，敦促晋京，并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早已识破这个“调虎离山”的诡计，当向王、黄表示：“蒋介石如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作官的问题。”并说：“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之可能。”
三月，日寇陷热河，长城各口告急。这时，华北军队不下十数万人，而且多数将领主战，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喜峰口、罗文峪重创日寇，其他各部亦有不同程度的抵抗，全国人心为之大振。但是，在蒋介石“有言抗战者，杀无赦”的密令下，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结束了长城抗战。
这时，张学良已引咎辞职，由何应钦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蒋介石曾派黄少谷持亲笔函再度赴张家口晤冯，促其即往南京。冯谓：“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及中央要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坐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拼。”越数日，蒋又派李烈钧访冯，冯表示：亟欲上火线与倭寇一拼，一切名义，概不愿任。蒋由北平到保定时，汪精卫电请冯至保定与蒋一谈，冯拒不往。不久，汪精卫又派王懋功访冯。冯表示：如蒋、汪能北来抗日，愿与一晤，本人无去南京必要。数日后，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氏南下，电文中有“迭电奉邀，未见命驾，同人日切翘盼，兹特再行电请，希即入京，共策大计”之语。冯得电对左右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负北方军事责任的何应钦，只知秉承蒋介石意旨多方阻挠抗战，以遂行其屈辱投降的亡国政策，而对于由热河撤退到察省的军队，却毫无善后的准备。因此，察北、张北和张家口等地立即陷于惊慌混乱之中。首先是由东北和热河退下来的部队，如李忠义、邓文的义勇军，黄守中的热河抗日救国军，冯占海、刘震东、富春、姚景川和马冠军等的抗日部队，以及其他不甘投敌的零散部队，总计不下十余万人，他们都辗转撤入察境。但是，何应钦认为这些部队行同土匪，不予收容，任其自生自灭，使他们陷于无衣无食的窘境。他们在此彷徨无主的情况下，都投奔了主张抗日的冯玉祥。其次是，察省本为瘠苦省分，骤然增加由前方撤下的大批军队、流亡机关和逃难人民，军队给养的补给，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立即出现了严重的紧张情况，地方秩序受了很大影响。这时，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察省主席宋哲元，因指挥长城抗战，尚驻冀东。代理主席仵庸，对此非常局势，束手无策，他曾电北平当局请示办法，不得要领，遂以去平当面请示为名，一 去不返。几名省府委员亦悄悄离开张家口，省政陷于停顿状态，而地方也感到军民交困。更严重的是，“塘沽协定”虽已签订，但对于日寇来说，并不能发生丝毫拘束力，当日寇将热河全部占领之后，紧接着就以伪军为前驱，由热西进，窥我察剩所有这一切，就给住在张家口的冯玉祥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袖手旁观，还是投袂而起？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时冯对大家表示：“热河沦陷，察省眼看不保，我既然住在这里，决不能等着当俘虏，更不能当逃兵，我们必须立即拿起枪来，实行抗战。当然，困难是很多的，蒋介石一定要反对我，掣我的肘，拆我的台，甚至还会给我加上一个罪名。再就是我们现在还是赤手空拳，一没有军队，二 没有粮饷，察省地方又很苦，这都是困难。可是也有有利的条件，只要我们树立起抗日的大旗，广大有爱国思想的人民和军队，都会支持我们，援助我们，特别是退到察省的如此众多的抗日队伍正在没有出路的时候，只要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就是一支不小的力量。至于其他方面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多想办法，总是可以克服的。”大家都同意他的看法。
于是冯即采取积极措施，组织武装力量，准备实行抗战。
前面说过，冯在山西汾阳曾办一军官学校，冯离开汾阳后，交由宋哲元改编为二十九军教导团，以支应遴为团长。至是，冯即电调该团开至张家口，以该团学员为基干，扩编成师，拨归佟麟阁指挥，是为冯的基本部队。方振武部原驻晋南襄城，还在冯初到张家口的时候，就派人前往联系，因当时方振武及其部下鲍刚、张人杰另有打算，企图在河北省境内，谋一立足之地，未即北来。其后，因受何应钦的压迫，终于走上了抗战的道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步行北上，于抗日同盟军组成后亦到达张家口（鲍刚部未来）。从东北、热河退到察省的抗日部队联络成熟的，计有：李忠义、邓文、黄守中、姚景川、富春、宋敬诚、汲汉东、马冠军等部，另有蒙古自卫军德穆楚特栋鲁普、卓特巴扎普和富龄阿等部，共约四万余人，均愿服从冯的指挥。察哈尔地方武装四千余人，都积极要求保家卫国，经张砺生加以编组，称察哈尔自卫军，亦表示与冯合作。惟有驻在察东赤城、龙关一带的孙殿英，因别有企图，尚未表示明确的态度。孙与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于是冯派张允荣为代表与孙晤商联合抗拒日寇的步骤和办法。不料为何应钦所侦知，急派刘健群、戴笠等前往拉孙，并以察省主席为饵，诱使孙殿英以武力威胁冯玉祥离开察剩孙殿英在这种情况下，徘徊歧路，踌躇不决。他既不敢打冯，又不愿与冯合作，始终对冯敷衍搪塞。此外，冯占海在张家口时，本已表示与冯采取一致行动，后以张作相的关系（张是他的舅父），中途转向何应钦的方面。
冯在联系友军的同时，并着手基本队伍的筹划。这时，冯的旧部吉鸿昌、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等已先后到达张家口，他们都把自己的财产拿来充作军费和购买枪支，经过短期的准备工作，吉鸿昌收集了退到察盛无人统辖的义勇军数部，加以整顿编制并予以服装械弹的补充，同时装备了志愿抗日的民众武装数部，计有周义宣、徐荣华、宣侠父、李廷振、王英等部。高树勋招集的，计有：宋敬久、马金良等部。孙良诚招集的，计有：雷中田、李海山、刘振玉等部。张凌云招集的，计有：乜玉岭、胡云山等部。共计一万五千余人。
冯玉祥积极准备抗日的活动，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注意，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当局先后电冯表示积极支持；上海、天津、北平等大城市及各地抗日救亡团体亦纷纷电冯，促请早日出山抗日，以慰民望。冯在各方属望、义不容辞的情况下，于五月九日在大公报公开答复各民众团体，重申他抗日救亡的志愿和决心。
三抗日同盟军行动时期
五月二十四日，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发动南侵，沽源守军因无人负责指挥，纷纷后撤，敌即进占沽源，察省形势，益行危急。张家口军民各界及各军驻张代表，都认为时机迫切，奋起抗战，刻不容缓。经各界代表集议，立即组成了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经大会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领导实行民众武装抗日斗争。二十六日，冯发出通电，宣告就职。这时，察省代理主席仵庸避居北平置身事外，冯玉祥为了加强战时体制，乃派原警务处处长佟麟阁暂代主席，以吉鸿昌代警务处处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张允荣代财政厅厅长。由于冯玉祥一贯主张抗战，在人民群众中有了威望，一旦举起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不仅察省人心为之大振，在全国范围内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很多人民团体、社会名流、省市当局、以及高级将领纷纷致电冯玉祥，表示支持和祝贺。但是，同时也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多方攻击和破坏。蒋介石因对冯屡次劝阻无效，乃进一步发动宣传攻势，给冯加上了宣传赤化的“罪名”，并且诬冯非真心抗日，乃系假借抗日之名以夺取宋哲元的地盘。同时对宋施加压力，使他逼冯离开察剩甚至对曾经以捐款接济冯氏的朱庆澜（时朱负责辽吉黑三省义勇军后援会工作，曾拨给冯抗日经费十万元）诬以贪污之罪，并要他立即前往南京，办理交代，使其对冯无法再予接济。
冯玉祥在各方面的属望和鼓舞之下，不顾蒋介石集团的百般阻挠，开始了整顿队伍的工作。这时参加抗日同盟的军队和民众武装，共达八万余人，其中除少数基本部队而外，有的是久经转战东北三省和热河，已感师老兵疲；有的是由晋南长途跋涉，尚未休整；有的是由察省地方招集的民众武装，未经训练。情况相当复杂。当时一些反对抗战的人们，把抗日同盟军说成是乌合之众。但是冯玉祥对于这八万多所谓乌合之众，首先进行了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每日轮流召集部队讲演，以教育士兵，并以“民众武装起来”为口号，以加强民众抗日意志。特别是在共产党员同志们的帮助下，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充实了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新内容。同时，又经过调整编制，补充服装，筹发给养，安抚伤病，军容士气，乃大为改观；在短短时期内，便把这支队伍变成了朝气蓬勃的有生力量。
这时，热河伪满军司令官张海鹏偕同日军官多人到察东沽源县属之平定堡，招集伪军头目崔兴五计议分两路进犯：一 路由多伦西犯宝昌、康保，而后南趋张北；一路由沽源南侵独石口、赤城，以威胁张家口侧背。六月一日，敌机开始轰炸独石口，四日，伪军张海鹏、崔兴五部陷宝昌，八日陷康保，张北告急，张垣震动。冯玉祥一面派李忠义、乜玉岭、张砺生等部驰往张北布防，一面以张凌云为赤城龙关警备司令，率步兵一旅驰往独石口，并以方振武所属张人杰部为策应。何应钦闻讯，先后数度派人劝冯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停止抗日军事行动，并说，万勿以抗日再招来第二个塘沽协定，均遭到冯的严词驳斥。何见计不得逞，乃一面电山西阎锡山商议对付冯的办法，阎即委孙楚为晋绥边防司令，设司令部于大同，并令原驻察省境内的晋军赵承绶、李服膺两部退集大同一带，表示不与冯合作。何又一面派庞炳勋为察拾剿匪”总司令，向平绥路开动。与此同时，还对冯施加所谓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发表通电，骂冯“冒名抗日，勾结汉奸，割据地盘，捕杀党员，宣传共产，实行赤化”；要求国民党中央开除冯的党籍，下令讨伐。阎锡山亦表示，如冯果有背叛“中央”举动，必须讨伐时，晋军绝对服从命令，负弩前驱。最无耻的是，假借东北四盛华北各省市及北宁、平绥两路局十二个国民党党部的名义发出通电，劝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并电国民党留粤中央委员，请他们对冯“责以大义，以弭巨患”。冯便把这些电报作为对军队的宣传材料，更加激起了将士们的义愤。北平军分会的宣传机器还制造种种谣言，对冯诋毁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把这次日寇的进犯，说成是由于冯的抗战所引起，为日寇的侵略制造借口。
冯对于这种颠倒是非的造谣，除邀请新闻记者赴张参观以明真相外，并用通电给予有力的驳斥。同时，又请刘治洲到天津访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李火斤去济南访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李兴中去广州访晤西南政委会的负责当局，分别说明冯的抗日行动，请他们予以支援。
冯为了加强同盟军的军政设施和加强同盟军的内部团结，在六月十五日召开了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六十一人，主席团为冯玉祥、王化三、张砺生、武纯仁、张慕陶、张允荣、方振武、吉鸿昌、邓文等九人，秘书长为陶新?E。会期五日，对同盟军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均作出了纲领性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的要点是：抗日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旨在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主张武力收复失地，对日绝交，反对任何妥协；联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共同奋斗，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肃清汉奸国贼，实现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凡有志抗日救国的军民团体，均得加入同盟军。
大会并通过决议，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处理军区内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事宜。第一届军事委员会委员三十五人，候补委员二十 九人，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张允荣、邓文、佟麟阁、张人杰、邱山宁、宣侠父、张慕陶、孙良诚等十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兼总司令。在这次会议之后，军中的革命青年立即根据纲领，展开了军队政治工作和民众运动，对于组织民众武装、协助军队运输和救护伤员以及筹措给养等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会闭幕后，冯对军事又作了新的部署：任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总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总指挥，率领大军克日北进。为了统一指挥，特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所部进出张北，相机进击，地方武装，均配合活动。二 十二日，察省自卫军第一支队王德重部首先克复了康保，伪军崔兴五部东退。二十三日，邓文、吉鸿昌、张凌云等部及察省自卫军之一部直趋宝昌，李忠义部直趋沽源。七月一日，在两地外围一度激战，宝昌方面的伪军张海鹏、崔兴五等部即向多伦溃退，我军收复宝昌。伪军刘桂棠部原踞沽源，至是反正，加入抗日同盟军。由于抗日同盟军声势浩大，许多被迫胁从的伪军也都相率来归。康保、沽源收复后，即以大部兵力向多伦前进。
正在各部乘胜前进的时刻，何应钦看到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将对人民发生很大的影响，而不利于他们屈辱投降的反动政策，于是又千方百计地对冯施加威胁和利诱，除一面鼓动庞炳勋对张家口进行军事压迫外，一面对冯的代表孟宪竿表示，希望冯：（１）即日结束军事；（２）通电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３）宋哲元返察；（４）请冯就全国林垦督办职。冯为了缓和对他的压迫，以争取抗战的时间，电复孟宪章说：抗日军已在多伦附近发生激战，收复多伦指日可期，平方所提四项办法，如多伦攻下，一切不成问题。
多伦是察省的商业重镇，当地人称之为小上海。日寇把它看作是攻掠察、绥的战略据点，日寇茂木骑兵第四旅团亿千余人及炮兵部队设防固守，以伪军索华岑部为外围，集结在丰宁属之黄旗一带，日军西义一第八师团驻丰宁，以为策应。在这一线并且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但周围地形平坦开阔，是一个利于进攻，不利于防守的四战之地。因此，冯决定乘胜收复多伦，为进一步向热河进攻开辟道路。
七月四日，张凌云部在七里河孤子山驱逐敌人前哨，吉鸿昌、邓文、李忠义等部均进抵榆树沟一带。五日，接刘桂棠报告：据夏军长（可能是夏子明，确否待查）由承德脱险归来说：蒋介石与日寇取得默契，由日方出兵夹击同盟军，索华岑部接到日寇命令，即将有所举动，围尝大阁一带均有日军开到。吉等得此情报，立即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必须迅速进攻多伦，以收先发制人之效。乃以张凌云部任左翼，李忠义部在中央，刘桂棠部苏师任右翼，吉、邓两部为总预备队，七日下总攻击令。为了避免敌人飞机大炮的火力，决于当日夜间开始进攻，经过彻夜激战，至八日拂晓，攻克敌人战壕两道。天明之后，敌因获得大炮支援，战斗益趋激烈，吉、邓、李三人均亲临前线指挥，激战至下午六时，迫敌退入城内。九日拂晓前，继续进攻，敌城外大部分据点被我军占领。
夜间，吉鸿昌指挥敢死队几度爬城突袭，阻于敌人猛烈火力，未获成功，伤亡二百余人。十日拂晓，又开始猛攻，因日机轰炸，伤亡甚众，乃在原地休整。十二日晨一时，再次总攻，吉鸿昌袒臂冲锋，士气益振，连克数垒，直逼城下。在总攻的前一天，吉派一副官带战士数十人化装伪军，潜入城内，迨城外我军接近城垣时，即高呼“同盟军进城了”，并四处开枪，造成城内秩序的混乱，日伪军闻变大惊，开始向城外溃窜，同盟军乃由南、西、北三门冲入城内，巷战约三小时，日伪残部由东门逃走。沦陷七十二天的多伦，经五昼夜的苦战，终被抗日同盟军所收复。在收复宝昌、康保和多伦三县的战役中，共击毙日伪军千余名，同盟军亦伤亡一千六百余名。
当同盟军进攻多伦之时，汪精卫电冯说，在察抗战，是走不通的一条死路，劝其早日赴京，徐图救国根本之计。冯复电说：“我决心抗日，本来就是找死，但是死在抗日旗帜之下，良心是平安的。”迨同盟军收复多伦后，汪便造谣诬蔑，说“多伦已告收复，唯非取之于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于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又说：“多伦方面本无日军驻守，仅有伪国收编原来热军崔兴五之残部李守信部，约亿千余人，所以一经接洽，一部分便服从收编了，一部分便站不住脚了。而吉鸿昌等部便进驻多伦了。”江精卫这种贬低抗日同盟军战绩和为日寇张目的荒谬无耻的言论，立即遭到各方的驳斥和谴责。与此相反，收复多伦的消息传出后，全国民众救国联合会、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义勇军后援会、天津民众救国联合会、上海教育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西南各省人民对外协会、北平各界抗日联合会、华北青年抗日同盟以及其它盛市的人民团体，都纷纷来电祝贺。
在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之后，东北的爱国军人和青年金典戎等多人纷至张垣投效。于是集议成立东北民众抗日大同盟，借以广泛吸收爱国人士。为了准备收复热河和东北三省，并扩大抗日战争的影响，又于七月中旬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内分四个局：秘书局主任余心清，政治局主任温晋城，军事局主任阮玄武，经济局主任张允荣，抗日同盟军高级人员均为该会委员。
囿抗日同盟军的结束
南京国民党中央闻冯收复多伦，特召开中政会议，汪精卫等十数人出席，商讨对付冯玉祥的办法。从七月九日起，除令庞炳勋、冯钦哉等部进驻沙城、怀来之外，又陆续增派王以哲、徐庭瑶等部进驻平绥路线，前队达于下花园，令傅作义部由绥远沿平绥路向察省开动。冯玉祥以“中央”既对他采取军事行动，为了正当防卫，不得不采用一面抵抗敌伪，一 面阻止“中央军”入察的对策。遂调吉鸿昌、方振武等部囿驻张北、宣化，由多伦迄独石口之线则交刘桂棠防守。又调孙良诚部进驻于宣化之辛庄子，与何应钦所派入察部队之前锋，相距不过十三、四里，双方对峙，战事很有一触即发的可能。十八日，“中央军”铁甲车突然开过下花园，冯部即将辛庄子铁桥拆毁，以阻铁甲车前进。北平当局认为冯玉祥此举已表明“反抗中央”的态度，“中央”不得不对冯采取武力解决。在这以前，何应钦本已下令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各部在怀来、延庆集中完毕后，即以庞为总指挥分三路进攻张家口。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即孙殿英部自从由赤城、龙关移驻沙城后，即横隔于两军之间。这个投机取巧的孙殿英，一方面对冯表示为抗日同盟军看守大门，一 方面又向何应钦讨价还价。何应钦为了使孙迅速离开沙城，除了许以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和开拔费十万元以外，又增加了开拔费四十万元，孙殿英始率部离开沙城向西北开去。
正在蒋介石的军队向张家口节节进逼的时候，北平日使馆武官柴山，特为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一事走访何应钦，他说：“日方对此事，认为有违《塘沽停战协定》，请予注意。”
日使馆并声明塘沽停战协定曾将多伦列入华军不得越过之界限内。但是，北平当局对此毫无根据的胡说并不予以驳斥。接着，日寇平贺旅团及茂木旅团联合伪军张海鹏部共两万余人，齐向察边出动，企图夺回多伦、沽源等地。
与日使馆提出上述声明的同时，日寇向冯玉祥也提出了让出多伦的要求。冯接到日寇“觉书”，立即向他们提出让出热河的反要求。接着，日寇又限冯于三日内对让出多伦的要求作出答复，否则将采取断然的军事行动。冯一面以严正的立场予以驳斥，一面下令对日寇严加戒备（一直到冯玉祥离开察省的一天，日寇迄未能将多伦夺去）。
冯玉祥这时的处境，是既要抵挡日寇的进攻，又要对付“中央军”的压迫，深感情势危急，难于应付。乃通电全国及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战而获罪于“中央”，请各方主持正义。
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各方面的反应。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和各将领，请他们仗义执言，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应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李济深、陈铭枢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五 院院长，请他们“饬令停止入察之师，勿轻启兄弟阋墙之祸，为外人所笑”。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并以强硬的态度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国民党政府，请其“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意冥顽，抑内媚外，决取断然处置”。蒋介石集团鉴于各方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坚决态度，未敢立即言战，于是何应钦又派马伯援赴张，冯当即表示三点：（１）抗日目的，始终不变；（２）欲求和平，平方须将入察部队开回；（３）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须俟察省各军善后有办法以后。二十八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会议上又决定致冯俭（二十八日）电，提出最后通谍式的四项意见：（１）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２）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３）勿滥收散军土匪；（４）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祸”。并说事关察省存亡与全国安危，万不能因循迁就。冯得电愤极，乃于三十日发表通电，中有“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克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即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以应得之罪，亦所甘心”之语。蒋介石集团虽然对冯施加了种种压力，但冯仍不为所动〿。
当蒋、汪发出俭电的同时，已完成了军事部署，准备向张家口进攻的兵力计有十六个师、两队战斗机和八列钢甲车。
正当统率三军的庞炳勋自告奋勇跃跃欲试的时候，忽然遭到了当头一棒。首先是激怒了宋哲元和他的将领，某日，宋授意冯治安和秦德纯去当面问庞，他们对庞说：“听说大哥要打冯先生，是吗？”这个老奸巨滑的庞炳勋一看情形不对，赶快以解释的口吻说：“这怎么能够。不错，是有人叫我打冯先生，可是请二位老弟想一想，他是我多年的老长官，我怎么能够打他呢？”冯治安为了表明二十九军的态度，便直接了当地说：“我们也不相信你会打冯先生；如果真的要打，那么，我们就要对不起大哥了！”庞又赶快说：“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庞嘴里虽然这样说，但他仍在作着察省主席的迷梦，接着便到前方，进行作战的准备，先派人到张家口见冯，希望通过和平的方法把主席的职位拿到手。冯给庞写了一封复信，大意是：外间有些谣传，但我却不置信。兄如来察，欢迎与我共同抗日。庞炳勋碰了冯的钉子，便召集他的将领会议，宣布了“中央”决定以武力解决察事的意旨，旅长陈春荣当场提出异议说：“冯是抗日的，先不必说别的，就是在人格上也不能打他。”庞恼羞成怒，立即指为违抗命令，将陈扣押。因而引起了其他将领的纷纷议论，有的还秘密派人与冯联系，表示脱离庞炳勋随冯抗战。北平当局得此消息，深恐发生意外，乃急将庞部后调，改调第八十七师王敬玖部前往接防。
何应钦对冯，一方面从外部进行军事压迫，另一方面，又从抗日同盟军内部进行收买瓦解。对张人杰、李忠义和邓文等都进行了种种的勾引工作，这些消息传开之后，造成了抗日同盟军内部思想上的混乱与动遥邓文的将领檀自新、吴松林等，曾为邓文与何应钦的勾结一事向冯玉祥告密，冯以不了解他们内部的情况，初上来还以为是他们与邓不和，故对檀、吴二人未作具体表示；不料在七月三十日这天，竟然发生邓文被人暗杀之事，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惶惑不安。
到了八月初，抗日同盟军在日寇和“中央军”的大包围中，军事封锁益加严密，包围大军节节进逼，而抗日同盟军内部又发生了动摇，加以外无实力响应，内有财政困难，冯本人处在这个危疑震荡、困难重重的形势下，对抗战到底的主张已失去信心。某日，抗日同盟军召开军政领导人会议，出席三十余人，冯派张允荣代表出席，意在听取大家意见，当时群情愤激，多数主张坚决执行同盟军“外抗暴日，内除国贼”的行动纲领，继续奋斗，立即通电讨蒋。其中以方振武、张慕陶、宣侠父等主张最力。但亦有少数人鉴于形势不利，不愿牺牲实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会议进行至深夜，迄未提出全体一致同意的办法，最后商定请示冯总司令后再作决定。次日，冯另行召集了有十余人参加的会议，冯在会上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抗日同盟军的名义虽不存在，但可借宋的掩护，使这一部分抗日力量得到保存。冯既如此表示，主张讨蒋的方振武等自亦不便坚持他们的意见，而全国广大爱国人民所属望的抗日同盟军，就在这次会议上结束了他的使命。>
关于宋哲元回察的问题，还在多伦收复不久的时候，冯就表示了态度。那时，蒋介石反动集团曾诬冯为非真心抗日，乃是意在夺取宋哲元的地盘。冯为了表明心迹，曾于答复邓哲熙、李火斤等的电报中说：“兄（冯自称）志在抗日收复失地，枪口始终向外，现多伦已复，保察志愿已遂，此后但求收复东北四省，如南京有整个计划，兄自当尽力赞助。明轩（即宋哲元）弟如有接防可能，只要二十九军开过沙城，兄即交出政权”等语。在冯以为宋如回察，即可缓冲蒋介石集团对他的军事压迫，并可借宋的掩护继续进行活动。但是，蒋介石集团并不这样愚蠢，如果在冯玉祥继续留在察省的情况下使宋哲元回察，这将无异为虎添翼。于是北平军分会就发表了宋哲元与庞炳勋同时入察的命令，借以监视宋的行动。一 方面摆出命宋回察的姿态，一方面却给宋提出了逼冯离开察省的难题。宋哲元虽然不愿意放弃察省地盘，但又感于情况复杂，对劝冯离察没有把握，因而托病去西山休养。何应钦见宋表示消极，乃又转过头来令庞炳勋执行武力解决的计划。
不料庞内部发生变化，何的这一步骤又遭到阻碍。正在这个时候，冯的态度又进一步地软化下来。在他给邓哲熙、秦德纯的电报中说：“国难严重，不忍自相残杀，愿收束军事，盼转知前途来接察政。”邓接电后，于八月二日在天津各报发表了谈话，大意是：“余同李火斤往来平津，始终本冯先生意旨奔走和平，冯先生一再诚意表示志在抗日，不在对内，蒋、汪俭电四项，以假定口气希望冯不要如此，冯一非赤化，二不割据，谈不到接受与否。冯前昨均有电来，绝对主张和平，重点在希望宋主席回察，本人进退不成问题。政府则望冯先取消名义，如何方妥，诚不易言。个人以为政令不便中断，事实上以宋主席先行回察为宜。余等正在与各方共策进行，政府方面托熊哲明（即熊斌）先生代陈，当局屡次表示和平，和平当非无望。”八月三日，北平军分会亦在各报发表消息，说军分会、政委会早已明令宋哲元回察，此间当局始终主张宋哲元回察，云云。四日，又在报上补发了一道命令：“着宋哲元驰赴沙城，接收察政，处理一切善后事宜。”五日，冯发出歌电，略谓：“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诸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收一切，办理善后。”歌电发出的第二天，何应钦便发表了如下的谈话：“察事已初步解决，冯既无发号施令之名义，此后不足虑。唯共产党在察活动颇力，将成隐患”云云。宋哲元于六日偕同邓哲熙、李火斤、秦德纯等抵沙城，邓、李先到张家口见冯报告各方情况，并劝冯离张。冯于六日发出通告说：“顷宋主席抵察，即日起将军政事宜交宋接收。”冯的通告发出后，蒋介石、汪精卫便给冯一电促其克期离察入京，共商大计。而宋哲元也希望冯离开察省，善后问题才好着手处理。
同时，经邓哲熙、李火斤
等与韩复榘联系，韩表示欢迎冯仍去屿。
东。冯本来希望在宋哲元的掩护下留在察省，以便等待时机，进行活动。但是，从各方面的情形看来，他已经没有继续留察的可能。虽然他已清楚地看到，一旦离开察省，就完全失去了活动的凭借。因此，对这一去留问题，总是踌躇不决，初意不愿赴鲁。余心清建议北去内蒙，到万不得已时，还可投往苏联。冯也未采纳。嗣经邓哲熙、秦德纯等力劝，一直挨到十一日晚间才决定离开张家口，仍回泰山。宋哲元于十亿日到张，冯于十四日离张。濒行的前一日晚间，冯召集抗日同盟军将领及高级人员二十余人话别，倡议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志愿参加者，插血为盟，向国耻地图（用红颜色在地图上标出被日寇侵占的东北四省，上写“还我河山”四字）宣誓，作为分手后各自努力奋斗的共同目标。
冯的留察计划既不获实现，乃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了保存实力的最后办法，派张允荣为骑兵第二军长，责成他借着宋哲元的掩护以收容冯的基本部队，并且与抗日同盟军其它部队取得联系。支应遴部原为收容的主要对象，但该部的军校派如贾振中等，不愿留在察省，而要西去投奔陕北苏区，因中途遭受阎锡山部的截击，无法通过，且损失甚巨，不得已，折回察省，仍由张允荣收容。吉鸿昌、方振武因坚持抗日反蒋主张，偕同张慕陶、宣侠父等人率部东下，行至小汤山一带，因何应钦早与日寇洽妥联合攻击的办法，经商震、庞炳勋、关麟征等部和日寇的夹击，并有日机跟踪轰炸，死伤惨重，吉鸿昌等逃出，部队被消灭。抗日同盟军其余各部，有的由二十九军收编，有的自谋出路，震动一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至此遂完全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