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并没有采取措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使局势缓和下来，一 直到日寇大举进犯南苑，才不得不于７月２８日晚间悄悄地离开北平，前往保定。

宋离开北平之后，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第一，在他看来，好容易搞成了冀察这个局面，才不过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对自己这个“独立王国”，是有着无限的留恋的。所以他到保定的那天（７月２９日），刚到曹家花园一落脚，就迫不及待地叫秦德纯打长途电话给杨兆庚（杨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宋给他的任务是留在北平协助张自忠的），询问北平的情况。据杨的答复是，北平市面平静，但仍有大批日军源源开进关内，情形并不乐观。不难看出，局势已经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他仍然抱着以张自忠为缓冲，寻求所谓和平解决途径，重返北平的幻想。

第二，局势既无挽回的可能，今后怎么办？当然只有抗战之一途，可是他对抗战又没有信心。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象国防工事的构筑，战略物资的储备，武装力量的部署等等方面。事前都没有应付敌人进攻的准备。加以日寇进犯南苑的时候，军队受了不小的损失，还牺牲了佟凌阁、赵登禹两名高级将领；驻察省的刘汝明部被敌人遮断，一时还联络不上；由北平、天津退下来的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以及石友三的保安部队，也很混乱，士气也不象事变开始时那样高涨。在这样情况下，仗怎么能打得好呢？这是他反复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第三，当二十九军部队在卢沟桥对日寇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的时候，全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侨，都一致赞扬和拥护二 十九军的英雄抗战，可是自从二十九军放弃平、津之后，舆论就完全不同了。各方面对宋哲元的责难是很多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直接写信或打电报给宋本人、所有这些责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尤其使他担心的是，他在冀察的时候，同南京方面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万一南京方面乘机报复，把事变的发生和丢失平津的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这个后果，对他来说当然是十分严重而可怕的。

由于宋在思想上存在着这些问题，所以他到保定之后，比平时说话更少了（他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常常陷于深思中。大约是在７月３０日这天，他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大意是：由于自己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中央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在这个电报里，他同时请求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代理二十九军军长职务，俾得暂卸仔肩，稍事休息。

宋为什么打这样一个电报呢？完全是一种试探的性质，看看蒋介石对他怎样表示。很快就接到了蒋的复电，不但对于请求处分的问题，避而不谈，而且还有几句安慰的话，并且同意由冯治安暂为代行军长职务，最后还表示希望他早日销假。接着又收到南京方面的电令：着将平汉线的防务移交给孙连仲，万福麟等部接替；着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和王长海的一三二师残部、孙玉田的卫队旅、石友三的两个保安旅和郑大章的骑兵，开赴唐官屯、马厂津浦线一带集结，配合由天津退出的三十八师及天津保安部队担任津浦线方面的防务。

宋接到这个电令后，一方面着三十七师及其他部队向上述地点移动，一方面带着军部人员于８月上旬由保定移驻河间（河间位于保定、沧县之间，南京方面在这里储运了一些粮秣、弹药。后来因为河北大水，往前线运输有困难，没有利用上）。

宋接到蒋介石上述复电后，心情上似乎轻松了一些。可是刚到河间不久，就又接到了蒋介石一个电报，要宋将部队部署妥当后即赴南京一晤。这个电报又引起了宋的惶惑不安，他猜不透蒋介石是什么意思，经过同他的高级幕僚计议之后，决定先派秦德纯赴南京摸摸底，为他入京见蒋作一些准备工作。宋之所以派秦去做这个工作，是因为秦对南京上层有一 些私人拉拢，人又机警圆滑，而且能说会道，一向为宋所信任和倚重，派他去是最适宜的。

秦到南京见了蒋，首先报告了七七事变发生后交涉的经过和撤出平津的经过。他在叙说事情经过的时候，极力设法减轻宋的责任，以期达到为宋开脱的目的。出乎秦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说一句指责的话，反而慰勉有加，说宋这两年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的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实际的情况是：宋在冀察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蒋介石的中央更是从来也没有准备过对日作战）。秦见蒋说得这么好，便乘机代宋表示，今后一定戴罪图功，誓死杀敌，以报知遇之拢秦接着又谈到二十九军的情况，说宋在华北期间，为了应付日寇，在不增加师的番号的情况下，有的师扩充为四个旅，有的扩充为五个旅，每旅三个团，连同保安部队，不下八十个团，现在为了有利于抗战，在部队的建制上，是否可以加以调整。蒋也很痛快的表示，准将二十 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第一集团军的编制是：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原三十七师和一三 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汝明为军长。秦回到河间向宋复命时，这个出乎意料的圆满结果，解除了宋的顾虑。

秦这次见蒋，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圆满的结果呢？对此曾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大家认为，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曾电请张学良保障蒋的生命安全，蒋被释回到南京之后，宋又派秦前往慰问，这次秦去见蒋，他可能想起了西安事变时宋对他是忠诚的，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可是后来从各方面了解到，蒋之所以对宋表示好感，并不表明对宋的信任和倚重，恰恰相反，是由于他对宋抱有怀疑的心理，所以才不惜加官晋爵，以资羁縻，当时蒋对宋的看法是：宋还掌握着上十万人的兵力，必须紧紧地把他拉住，而不能冷淡了他，更不能责备他，以免发生意外。

（二）

宋哲元驻在河间的期间，有一天，接到电话报告，说萧振瀛就要来到河间见宋。宋得到这个报告后，马上就显出了不高兴的样子，什么话也没有说。张维藩（曾任宋的参谋长）对宋说：“过去的事就叫它过去吧，现在他既然来了，还是表示欢迎的好。”秦德纯、过之翰等也在旁怂恿着宋迎出去接一接。宋不便过拂大家之意，就一同乘汽车到郊外去接萧。

萧同大家见面时还哭了鼻子。原来萧振瀛离开冀察后，曾去国外游历，得到七七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就从国外赶回，吹嘘自己回来是共赴国难，实际上是想找机会进行政治活动。他同宋等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离开大家不久，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我怎么能够在国外呆得下去呢。”萧的话乍一听起来，似乎是很关心的样子，而言外之意，就无异是说：“假如我要不离开，还不至于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要想有办法，离开我萧振瀛是不行的。”萧振瀛此来的目的，宋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宋对他始终抱着冷淡的态度，同他只聊闲天，不谈正事。当然萧也看得出来，所以住了几天就去南京了。

宋哲元根据南京的电令，部队集中到津浦沿线之后，即在大城、青县以北布防，七十七军在左，五十九军在右。他以七十七军之一三二师王长海部守大城以北的子牙镇，三十 七师刘自珍部守青县以北的流河镇、唐官屯；五十九军的两个师接三十七师之右沿碱河南岸构筑阵地，并派出警戒部队于静海县方面，与天津方面的敌人保持接触；石友三部的两个保安旅集结于德州附近；何基澧的一七九师和郑大章的骑兵师则控制在泊头、河间一带。布置粗定，宋哲元于８月２１日偕秦德纯等由河间到津浦线之泊头车站换乘火车前往南京。

宋哲元这次到南京见蒋，可以说是十分顺利的。蒋介石不但当面对宋说了些慰勉的话，而且在一次中央军校纪念周上讲话为宋开脱责任，把宋在华北的一切对外措施，都说成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一切问题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也就是说由他蒋介石负责。蒋之所以这样说法，一 方面是为了显示他的“伟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把宋笼络住作他的工具。他还对宋说，所有关于部队的作战指挥与饷项供应等问题，已指示各有关部门作出周密妥善的布置，保证前方将士不至感到任何困难。最后问宋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宋说，还有在冀察任内用去的一批款项（这是截用的关、盐、统税及铁路收入，数目很大，具体数字不详）尚未报销。蒋说，快开个单子给他看。随即将一大批无凭无据的款项开支，也由蒋批销了。宋在南京停留了几天，分别会见了参谋本部、军政部有关负责人，顺利地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就如释重负地离开南京，回到沧州总部。

宋这次去南京，既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比刚到保定的时候心情好得多了。他曾于９月６日偕同秦德纯、王式九、吴锡祺等高级幕僚到前方??青县视察，在那里召见了冯治安、李文田（暂代五十九军军长）和驻在附近的师、旅长，听取了前方的布置情况。此时，除静海前方与敌人有些前哨接触外，全线尚很平静。原因是敌人正以大部兵力向晋北推进，兵力不敷分配，对津浦线暂取守势。我军乘此时机，利用子牙河、运河的洪水，任其在阵地前泛滥，以阻碍敌人的进攻。此外，我军还在碱河闸口桥设置了坚固的桥头堡，并在马厂、青县构筑了第二、第三线阵地。当时认为采取这样的防御措施，如果敌人不付出较大的牺牲，是不容易进展的。其实这种办法，与其说是阻碍敌人的进攻，倒不如说是阻碍自己的进攻，也正是对敌人示弱的一种表现。因为这时当面敌人的兵力还很薄弱，我军摆出这样一个被动挨打的架式，反而给了敌人以从容准备的机会。

宋听取了前方将领的汇报后，又将此次进京见蒋的经过同大家谈了一遍，对部队改编的人事问题又商酌了一番。宋最担心的是五十九军的指挥问题，自己既不可能亲在前方，而以参谋出身的李文田暂代军长指挥刘振三、黄维纲两个师长，确有困难，尤其是刘振三更不把李文田看在眼里。李文田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在宋找他谈话时，他当面表示希望将张自忠找回来，以加强五十九军的团结和战斗力。宋同意他的意见，李便将派人赴北平见张的经过叙说了一遍，并将去人带回张亲笔写的小纸条拿出给宋看。这个纸条上写道：“学校既已开学，岂有不前往上课之理。”宋看罢说：“很好，还是把他找回来的好。”宋当日回到沧州，旋又移驻连镇，积极整顿后方部队。

９月初，敌人发动进攻。不久，南京方面忽然发表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北上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以常情论，冯玉祥既是宋的老长官，又当全国高唱共赴国难的时候，无论为公为私，宋对冯的北来都应当表示欢迎，可是宋却在此时向南京去电托病请假，要赴泰山休养。

日寇于“八一三”在上海发动进攻后，冯玉祥曾一度被任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当时参加上海抗战的高级将领对冯并不买帐，重大问题都是直接向蒋介石请示报告，冯每日除了看看一般的通报而外，就是躲空袭警报。在此有职无权的情况下，冯当然是牢骚满腹，但又无可如何。现在调他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宋哲元、韩复榘、庞炳勋、刘多荃等部，在冯看来，除了刘多荃过去没有历史关系而外，宋、韩、庞都是自己的老部下，虽然过去同韩复榘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但宋哲元、庞炳勋是没有问题的。他觉得到津浦线指挥起来总比在第三战区要顺手些，所以他对这个新任务是抱有希望的。在一些不明底细的人们看来，冯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也是人地两相宜的。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问题的实质是：一方面，冯玉祥想借抗战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并乘机抓住一部分队伍；另一方面，蒋介石表面上对冯表示推重，暗地里却挖他的墙脚，使冯丢丑。韩复榘那里，由于蒋伯诚长期驻在济南做工作，决不会听冯的指挥调度，蒋介石对此是心中有数的。至于宋哲元，却与韩的情形不同，如果不作一番工作，宋可能碍于情面，接受了冯的指挥，这就无异放虎归山，为虎附翼。所以在冯还没有北上之前。蒋介石就先派萧振瀛去宋那里进行破坏活动。萧对宋说：“老冯这次北来有一个计划，他打算叫鹿瑞伯（鹿钟麟）、石筱山（石敬亭）带队伍，那不是要拆你的台吗？”宋对萧的话，虽不见得深信不疑，但在宋的心理上却投下了一个阴影。接着萧又跑到冯治安那里进行挑拨离间，散播流言蜚语，这就给冯玉祥的北来种下了极为不利的因素。萧在冯治安那里，不仅唆使小冯反对老冯，而且还想把宋挤走，以实现他以小冯为傀儡、操纵第一集团军的阴谋。

果然，冯玉祥于９月１５日到达济南时，首先受到了韩复榘的冷谈。韩没有等冯开口，就向冯汇报了山东防务紧张的情况，强调无法抽调部队北上的理由，使冯碰了一个钉子。１６日清晨冯到达连镇，宋到专车上见冯。宋在汇报了敌我全般情况之后，向冯表示：因旧病复发，情况严重，已向中央请准病假，拟赴泰山休养一个时期，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交由冯治安军长代理。冯一听此话，更是大失所望，竟至一时说不出话来，沉吟了片刻才说：“你这一时期也过于劳累了，好好休养些时是可以的。不过当此抗战紧要关头，最好能早些回到前方来。”停了一下又说：“我到前方来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多年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大家在前方浴血抗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由我负责转请中央予以解决。”（可能冯已看出来宋怕他抓军队，所以才说出此来是专为他们解决困难的话。）匆匆一晤，冯即折返桑园车站，宋的专车也随即开往泰安去子。以后，冯治安也借口前方情况紧急，避不与冯玉祥见面，只是派吴锡祺、张俊声等担任联系工作。关于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萧振瀛从中破坏的详细经过，已有葛云龙写的《抗日战争冯玉祥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见闻》、张俊声写的《抗战初期蒋介石派萧振瀛破坏冯玉祥北上抗日》和候心平、王慰农合写的《抗战初期萧振瀛对二十九 军的分化活动》等几篇资料可资参阅，这里不再重复。

９月上旬，津浦线方面的敌人开始活动，主力是矶谷师团。到了中旬，敌人就发动了真面目的进攻，攻占静海县之后，继续沿运河和铁路线前进。由于河水到处泛滥，敌人即以装甲汽艇为掩护，步兵均携带着救生圈，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突破了闸口和流河镇的阵地，复利用装甲汽艇沿运河猛冲。我军的野、山炮都没有破甲弹，对运河封锁不住，敌人常常冲到我后方登岸包抄我军侧背，使我后方二、三线阵地也无法防守，以致正面马厂、青县等处阵地均被突破，左右两翼也受到影响，纷纷后退。

冯治安同五十九军的关系本来处得就不够好，这次败退，五十九军的将领都埋怨是七十七军的三十七师先垮下来的，应负失败的责任。五十九军的旅长在同冯治安通电话的时候说：“我们这次撤退是被左翼部队给挂下来了。”冯当即申斥说：“你们为什么不沉着应战，把侧翼部队给挂上去呢！”这位旅长把电话一撂走了，从此五十九军的部队再也不听冯的指挥，甚至避不接受冯的命令，争先恐后向后撤退。冯玉祥闻悉这一情况，急派鹿钟麟前往指挥，找到庞炳勋、李文田，命令他们拦腰截击敌人，才把三十七师掩护下来。

按冯玉祥的作战计划，本来打算以庞、刘两军接替正面防务，把第一集团军所属部队换下，略事休整，再加入战斗。

但是各军都抱有保全实力的打算，谁也不愿意担任正面同敌人硬拼。这样一来，使战局变成了步步后退的局势，冯玉祥对此，也只有徒唤奈何，一筹莫展。

前面说过，冯玉祥来到津浦线指挥抗战后，冯治安总是借口前方情况紧急，避不与他见面，一直到冯治安退到桑园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才不得不同冯玉祥敷衍一番，就退往德州。此时冯已了解到，宋哲元、冯治安等对他的躲避，完全是萧振瀛从中作祟，曾经派葛云龙率手枪队前往德州车站萧的专车上进行搜捕。由于冯治安事前把消息透漏给萧，使葛云龙扑了个空。冯玉祥在德州指示了各部撤退方向后，即转赴豫北新乡。

这时，山东的韩复榘竟然提出了保境安民、拒止客军入境的荒谬口号。韩复榘部驻德州的师长展书堂，见了冯治安，态度异常冷谈，一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说，使冯治安十分气愤。时五十九军在铁路以东继续南撤，需要经过山东境内。七 十七军向大名南撤，因运河以西一片汪洋大水，也需要走山东境内的运河东岸。为了行军便利，吴锡祺向冯治安建议打电报给韩，请其予以关照。冯说：“你真是太实在啦！我们不是给他打过两个电报了吗？到现在连一个复电都没有，他的态度已很明显，还理他干什么。”冯的总部经过故城县以南一 个叫作玉皇阁的村庄时，有一位小学校长对冯等说：“你们还往南走吗？听说韩主席有命令，先剿匪后抗日。匪就指的是你们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气愤。

可是运河两岸全是大水，真个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怎么办呢？吴锡祺说：“前边临清专员是赵仁泉，在南宛时当连长。陈副官长（陈毓耀是总部副官长）是赵的团长，请他先去联系一下不好么？”冯说：“你太天真了。这时还讲什么旧关系，只有枪杆子是好朋友。明天前进时，命令手枪团走在前头，谁要挡，咱们就不客气。怕什么！”在临清休整了几天，队伍便继续向大名转移。

宋哲元在泰山休养，一时一刻也没有忘了自己的部队，但是由于冯玉祥在前方指挥作战，自己又不便过问，怕引起冯的误会。可是他每天都在盼望着冯治安有电报来，偏偏冯的电报很少，尤其是他刚到泰山的那几天，一个电报也没有。不久，又从济南方面传来消息，说李文田同韩复榘有拉拢，很有脱离第一集团军而投向山东的可能；接着又得到部队由前线垮下来和向大名转移的报告；尤其使他焦虑的是，萧振瀛包围冯治安的活动，也得了不少的报告，这对他来说更是一 个致命的祸害：所有这些情况，使得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但是在什么时候回去，怎样才能重新掌握住自己的部队，一时还找不出个答案。

（三）

１０日中旬，七十七军的部队陆续到达大名附近，沿卫河南岸之小滩、龙王庙之线布防。五十九军退过黄河南岸，到达长清一带。李文田在撤退中仍和韩复榘有所勾搭，可是他的两个师长刘振三和黄维城都不同意投韩，并把李文田的投韩活动直接向宋哲元密报。宋即分别电复刘振三和黄维城，要他们好好招呼队伍，对李文田的破坏活动严加防范，并且告诉他们，现正设法使张自忠回到部队，不日即可实现，最后指示他们尽速设法向大名附近移动，以便集结力量，相机出击。这时，六十八军刘汝明部方由山西进入河北省境，正向邯郸附近移动，郑大章部骑兵则在永年一带，高树勋部分驻南宫、冀县，均相隔甚远，一时尚未能切取联系。

此时，平汉线孙连仲部撤入山西，刘峙的部队亦纷纷南撤，南京方面乃派参谋总长程潜驰赴邢台坐镇，对平汉线的部队重新作了部署。冯玉祥由津浦线转至平汉线的新乡后，曾到前方分别同程潜和刘汝明会面，在回到新乡时，本打算直接掌握六十八军和五十九军作为基本部队，继续作战。而蒋介石却于此时将第一集团军改归第一战区统一指挥，并发表程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第六战区撤销。冯玉祥乃不得不怀着一腔闷气，满腹牢骚，于１０月下旬回到南京。

宋哲元正在苦思焦虑，如坐针毡的时候，忽然得到程潜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撤消、以及第一集团军改隶第一战区的报告，他的“脖立即全愈，马上向蒋介石销假，请求回军，于１０月下旬回到大名总司令部。

当宋离开部队去泰山休养的时候，冯治安本应随时向宋报告情况，可是参谋处拟了几个电稿，全未批交拍发。有一 次吴锡祺问冯向宋汇报情况的电报何以全未批发？冯说：“你们拟好了稿就发了吧，不必送给我看了。”这才明白，以前拟的电稿全被萧振瀛给撕掉了。这时，冯治安被萧包围，已弄得他昏头昏脑，认为萧在蒋介石那里能够说话，只要跟萧拉在一起，前途就是大有可为的。萧振瀛看到冯治安在他的摆布下，真是言听计从，更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认为他的拒冯（玉祥）倒宋（哲元）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正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忽然得到宋有不日回军的消息，他作贼心虚，没有敢同宋见面，就溜回南京了。

宋于１０月下旬回到总部以后，很想表现一番，于是根据各方的情报，对华北整个战局作了分析。当时的情况是：敌人自１０月上旬即以大部兵力由晋北南下，企图进犯太原，由于蒋介石派了几个军的兵力前往增援，敌我双方就在太原以北展开了争夺忻口的战役。敌人为了策应对太原的进攻，把原来在石家庄一带的敌军也调进娘子关，直逼寿阳；原驻邢台一带的敌军，同时沿平汉路南下，进攻安阳。因此邢台敌军也有所减少，石家庄的兵力又很薄弱，而翼中广大平原尤为空虚，几乎成了真空地带。蒋介石适在这时命令宋哲元部侧击安阳东北，以解商震之围。宋即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避实击虚、围魏救赵的办法，通过第一战区长官部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要求向邢台出击，在支援商震部的同时，策应山西方面之作战。这一电报发出之后，得蒋复电批准，同时还得到程潜的嘉许。

宋哲元为什么要出击呢？当时他的三个军位置很分散，他怕蒋介石乘机破坏第一集团军的建制，把五十九、六十八两个军分割使用，而如果组织一次出击，就可以尽快地把这两个军调集到一起。这可能是主动要求出击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作战部署是：

以一部防守大名，抽出大部兵力，分进合击，限期向邢台急进。具体布置如下：１#调一八一师石友三部即到大名东南接替七十七军的防务；以七十七军的一七九师何基澧部在大名外围布防；以李殿林的骑兵旅驻守成安。

２#命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经邯郸以东向邢台前进；命五 十九军李文田部黄维纲、刘振三等师次第南开；总司令宋哲元亲率七十七军冯治安部的三十七、一三二两师，经威县、广宗直趋邢台。

３#命河北暂编第一师高树勋部（由河北省保安团队编成）在翼县、南宫一带负警戒掩护的任务。

按当时敌我兵力和表面形势来看，对我方是有利的。但是也有不利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各军在新败之余，继之以长途行军，官兵疲惫，士气消沉，尚未休整补充就奉令出发，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没有准备，执行起来确有不少困难。而且有些将领都滋长着保存实力、避免牺牲的思想。其次是，敌人的空军占有优势，它每日四出侦察，一经发现目标，即出动多架飞机轰炸扫射，不仅使我军行动无法隐密，而且在行进时也受到极大的阻碍与损失。宋对这些情况估计不足，只是一味的盲目乐观，在１１月１日开始行动的那天，他在途中曾对高级幕僚们说：“我们这次出击，五天攻下邢台，八天拿下石家庄，狠狠地打他一下！”颇有必胜的信心。大家对他这种说法都觉得把握不大，但又不好泼冷水，只有随声附和而已。

当敌人侦知我方行动后，就由邯郸派出了约有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配备了坦克多辆，直取大名。驻守成安的骑兵无力抵御，县城被攻陷，敌复继向大名进迫。

何基澧的一七九师奉命防守大名，第三十七师吴振声旅亦临时归何指挥。其兵力部署与作战概略经过如下：（一）兵力部署：１#一七九师的柴建瑞旅，是老部队，战斗力较强，配置在城西一带；２#一七九师的汤传声旅，是新由保安部队编成的，战斗力较差，配置在城内；３#吴振声旅、是老部队，战斗力较强，派守大名西北数十里的魏县镇。

（二）作战概略经过：

当敌人进攻魏县镇时，何基澧亲往指挥。敌人配合飞机大炮和多辆坦克作战，兵力与火力均占优势，激战一天，吴旅不支，逐次后撤。何基澧急返大名，指示柴、汤两旅准备战斗。在敌人近逼大名时，发现城内潜伏的土匪、汉奸很多，到处进行扰乱，多处起火。敌机轰炸时，有人代为指示目标。

当命各部队协同地方警察，予以缉捕。敌人进攻柴旅阵地时，升起了几个气球，对我军阵地情况了如指掌，指示其飞机和炮兵猛轰。敌人坦克冲锋时，我军又无防坦克的武器，全凭步兵武器硬拼，以致伤亡很大。激战一天，城西阵地也被敌人突破，我军只好固守城垣。

城北有个高地，高地上有个外国教堂，我军原打算固守这个据点，因教堂的外国人声言中立，出具保证书，拒绝双方在那里作战，我军竟受其愚。迨敌人到达，竟首先占了这个制高点，我军北城阵地深受瞰制威胁。敌人的主力即由北面进攻，何基澧到北城指挥，激战一天。黄昏后，何拟召集几个旅长研究如何调整部署与敌作战，汤传声忽然不见了，柴建瑞也未找到，他们的队伍也都撤走了。只有吴振声还在南关，何赴南门视察，只见部队情况混乱，找不到指挥官。这时参谋长王檄鳌赶来报告：“敌人已经进了城，我们的队伍全走了。我碰到汤旅的一个团，命他听候调遣，一转眼也溜走了。现在城里只有一个师部，仗还怎么打呀？”此时城内枪声四起，何乃指示师部带着个警卫连，向南撤退。大名遂于１１月１０日失守。

到漳河北岸时，浮桥已被拆掉，何问留在那里的工兵，说是汤旅长叫拆的，只得找了个小船渡过南岸。师部人员有的揪着马尾，有的弄几块木料抢渡，淹死的不少，一七九师的副官长就是在那里淹死的。何于天明到达南乐，遂即以电报向宋哲元报告队伍不听指挥，大名失守的情况。派人四出寻找队伍，也均不知去向。此时何接到总部总参议张维藩（宋由大名出发时，命张在大名留守，在大名紧急时，张先期退出大名城）的一个电报责问说：为什么退出大名，总司令知道了一定不答应，这个责任谁负，等语。何基澧在万感交集情况下，愤而自戕，幸有副师长曾国佐在旁拉住他的右背，未中头部，弹从左胸穿过，未致殒命。

此次大名失守，以及何基澧自戕的原因，不外以下两点。

一方面是当时各部队均怀有保存实力的思想，与敌交战时均不肯牺牲，且彼此不相救援。当大名危急时，左面的石友三 部，右面的黄维纲部，均座视不理。另一方面，就是部队内部矛盾重重，不听何的指挥。原来西北军这个封建集团，一 贯存在排斥军校学生带兵的习惯。当三十七师扩编成军时，冯治安打算引用几个军校出身的人员，以加强部队的指挥，没想到竟引起了行伍出身人员的极大反感。前次津浦线作战时，三十七师正面被敌突破，师长刘自珍（陆大出身）和旅长陈春荣（军校出身）都受到了攻击。再加上宋哲元与冯治安发生猜忌，行伍出身的人员便乘机造谣，说冯将利用军校学生自成派系。所以宋回来之后，即分别将刘自珍、陈春荣撤职查办。何基澧（是军校出身）升任一七九师师长时，柴建瑞和汤传声两个旅长全没把他看到眼里，此次在大名不但不听指挥，甚至把他撂在城内不管了。所以当何接到张维藩的电报时，他立即想起了这些情况，并听说张维藩和张振华等为了拉拢行伍人员，在宋面前也替他们说话，认为是非曲直是无法弄清的。于是他给鹿钟麟（鹿的执法队在南乐）和张维藩各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职无才无德，失守名城，罪不容死”数语，决心自杀。不久宋哲元、冯治安回到濮阳，何的参谋长王檄鳌向冯治安汇报大名失守情况时，冯未置一言，王见到这种情况感到莫名其妙。不久冯治安称病离军，王才弄清个中原委。后来又看到柴建瑞竟升任一七九师师长，王和参谋处长连玉岗（均系军校同学）就一起脱离了第一集团军。

当宋哲元由大名北上行抵广宗时，以六十八军和五十九 军的部队行动迟缓，未能按预定时间取得联系，以致推迟了进攻邢台的日期，正在电催各部前进的时候，忽接大名已被敌人攻陷的报告，以后路感到很大威胁，遂经由临清、冠县撤回濮阳，原定出击计划全部失败。

自从宋哲元由泰山回到总部之后，冯治安态度消极，情绪低落，原因是宋曾多方查询萧振瀛在冯那里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冯治安已有所察觉。而宋对高级将领们讲话时，还公开地说：“你们还听我的吗？你们是听萧的哟！”事后冯气愤地对人说：“我再干，就不是姓冯的子孙！”宋对冯还查问过河北省财政收支情况（冯当时兼任河北省主席）。宋常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过去对冯确实是深信不疑的。这次查询河北省的财政，显然是有意识地使冯难堪。冯不便同宋直接顶撞，只好把财政厅长贾玉璋找来作了交代。冯看到宋对他的情形，牢骚是很大的。当时因为正要出击、只好暂时忍耐下去。到了撤退到濮阳的时候，冯便借病向宋请假，前往开封疗养。直至次年宋调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离开军队前往郑州，冯才回到他的部队。这是后话。

（四）

至１２月初，出击部队陆续撤向，大部集中在冀南、豫北。

宋为了指挥便利，乃将总部移驻新乡。这一时期各部的部署情况是：高树勋部由南宫一带调至大名以南小滩、龙王庙、元村集之线，接替石友三部防务；石友三部撤至道口、滑县，担任这一地区既设国防工事的守备；抽出七十七军进行整训；刘汝明部南调皖北后，复将石友三部改调汤阴，而以七十七军接替石部防务；五十九军略事整训后，亦陆续调至豫北。

约在１２月下旬，总部驻郑办事处处长傅正舜电话报告张自忠到了郑州。张是由南京乘火车转陇海路经郑州去汉口的。

原来张自忠由北平化装逃到天津，又由天津乘船到了烟台，准备再由济南回到部队。当他到了济南的时候，韩复榘已接到南京的电令，命韩派人押解张自忠前往南京。宋哲元得到张抵济南的消息，立即派秦德纯前往济南，表示慰问，并且陪他一同到南京见了蒋介石，还替他说了不少的好话。蒋介石鉴于当时的舆论，给了他一个军政部中将部附的名义留在南京，不准他回到部队。这次南京政府各机关都向汉口迁移，张也搭乘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搬迁专车到了郑州。他所以没有立即随车赴汉而在郑州停下来，是抱有乘机回到部队的希望的。宋接到傅正舜的电话，立即派车把他接到了新乡，随即将五十九军内部人事情况面向程潜作了汇报（时程亦驻新乡），并且强调五十九军非张自忠不能带好，为了有利于抗战，希望能设法叫张尽快回到部队。程表示完全支持的意见。宋回到总部，马上给程上了一个签呈，程即据呈转电蒋介石，蒋复电准张自忠以部附代宋整训部队的名义回到五十九军。不久蒋介石便把五十九军全部调赴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

约在１９３８年１月下旬，日冠又开始由大名向南进攻，高树勋部采取了纵深配备，以南乐为据点，抵御敌人的南进，旋奉宋令转移至道口一带。此时，司令长官部已移至郑州，来电责宋何以不战而退，宋竟置不作复。参谋处向宋请示长官部来电如何处理，宋说：“这次进攻之敌兵力很大，应力求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参谋处认为这样复法太不象话，只好另行编造了一些理由把事情掩饰过去。迨于滑县、道口之战，宋也没有命令他的部队认真抵抗，而是略一接触就下令西撤。秦德纯问宋“为什么不好好地打一打呢？”

宋说：“全军为上。”秦又笑着说：“孙子兵法说的全军为上，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不打就走呀！这恐怕对长官部不好交代吧？”宋说：“我们能战则战，不能战就走。”

宋把总部移到新乡，想把第一集团军集中起来摆在豫北。

可是继刘汝明部南调之后，张自忠部又全部调走，这就使他的想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于是他便想方设法要保全自己这点残余实力，能保存多少就保存多少。宋本人既然抱定了这个打算，下边的将领们似乎看透了他的心理（是否宋对他们有过所谓“全军为上”的指示，则不得而知），所以当宋命各部向西转移的时候，部队跑的都很快。除了少数部队走在他后边以外，大部分都争先恐后地向西撤去，他这个总司令反而跟在后头发号施令，造成了一个极不正常的混乱局面。当宋和他的总部人员乘火车从获嘉县西退时，如果不是铁路与公路岔开，几乎被敌人的装甲车追上，当了俘虏。宋率领总部人员到达沁阳时，敌人已追至沁水对岸、宋急命手枪队把一座木结构桥梁烧毁，敌人的装甲车才没能够冲过来。尤其侥幸的是，高树勋师刚刚退到沁阳休息，看到敌人追来。急命部队沿河布防，与敌隔河对峙，但河水不深，敌人的骑兵已由沁阳东面过河，绕向沁阳东南。宋在城西一个小村里，左右均劝他快走，他却要王式九在这里写几封信。王还清楚地记得，在他写这几封信的时候，敌人的枪弹已经从上空嘶嘶的飞过。宋在获嘉时，因决定退往山西，为避免累赘，总部人员，除留少数人随宋行动外，大部分送往孟津过河。这时宋又临时决定派张樾亭去武汉有所接洽（任务不明，信中只是说一切由张面陈），把信交给张樾亭，乘小汽车绕道赶往孟津渡口。这件事办完，宋还是不走，非要在这里吃饭不可，饭后又到河岸巡视一周，隔岸的敌人已能看得很清楚。一直迟延到天黑，得悉总部人员都已安全渡过黄河，宋才说我们可以走了，当时不明内情的人还以为宋很镇定，可是他自己却说了实话：“在这种军心不固的时候，如果不是我走在后头，各部分队伍还不知道会拉到哪里去呢。”

离开沁阳走不多远，据报公路已被敌人骑兵所破坏，汽车无法通行，便在大车路上往西闯。夜过柏香，见到那里老百姓很张惶，说敌人的骑兵刚刚向南追去。宋没有敢休息，就叫继续往西行进，颠颠簸簸地闯了一夜，黎明时到了济源。停了一天，经封门口进入中条山，在王屋停留了几天。２月下旬，敌人向西追来，在邵原镇打了一仗，宋又命各部续向西撤。宋走到距垣曲县不远的一个小材庄，听说北面的敌人已到闻喜，其装甲部队正向垣曲方向移运，未敢停留，即连夜越过公路，径向西走，到了茅津渡。不料那里的渡口已被南岸的部队封锁，传达命令，所有北岸的部队一律不准过河。宋不得已，乃命部队折回东北山区，总部则回到黄河北岸的老鸦石。宋以军队给养十分困难，乃派吴锡祺过河接治给养的补给问题。吴以电话向郑州司令长官程潜报告部队行动情况，程命吴即到郑州一谈。吴到后，程说中央已调宋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希望即日来郑。当时还怕宋不肯来，程又派高参方贤为代表，备了一列专车，命方、吴过河表示欢迎。其实在吴去郑州的时候，宋已接到刘郁芬、门致中从武汉打来的电报，说武汉方面对宋的空气不大好，劝宋离开部队休息一时，再作打算。

所以当方、吴向宋说明程的意思后，宋并不感到突然，随即过河到了郑州，时在３月中旬。宋到郑州后，第一集团军的番号撤销，命冯治安以第十九军团长的名义指挥七十七军和石友三的六十九军（石部改军后，高树勋之新六师归石指挥），在黄河北岸担任游击任务。不久，经宋哲元的建议，这两支队伍先后调往徐州方面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靠拢在一 起。

宋在郑州没住多久，因忠肝病，请假赴衡山休养。等当时陪同他住在山上的有邓哲熙、秦德纯、王式九、陈继淹等。

他同邓等闲谈的时候，总是发牢骚，特别使他不能忘怀的是，怕别人说华北的事是他搞糟的，怕日后追究责任。本来在他去南京见蒋的时候，蒋对他表示得很不错，为什么现在又产生了这种顾虑呢？原因是：韩复榘的被处死，引起了他的极大震动；以后，蒋把他的军队拆散，最后又拿掉他的军权，给了一个副长官的空头衔，使他意识到蒋对他是不怀好意的。他怕蒋有一天会找他的麻烦，说不定落得象韩复榘那样下常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负？”大家总是说一些宽慰的话。可是过不了几天，他又谈起了此事，并且说：“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了楣的时候，那就会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王式九看到他那种难过的神情，忽然想起了一封信，便把信取出来给他看。他看罢信，马上显出了很高兴的样子，如获至宝一般地把信放在他的公事皮包里。

这是封什么内容的信呢？原来在冀察政委会成立以后，蒋介石曾经给宋写过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冀察的事完全由宋全权处理，一切由中央负责。蒋写此信的用意，无非是表示他对宋的信任和支持，好使宋成为他的忠实工具。当时宋对这封信很重视，所以王式九便把它带出来了。万万没有想到，在时隔两年多之久，这封信却起了医治“心脖的一剂对症药的作用。一直到他病危的时候，还嘱咐他的家属把这封信编入他的传记。

本文曾请当时防守大名的师长何基澧提供资料，并访问过当时的暂一师师长高树勋、一七九师参谋长王檄鳍三十 七师副师长许长林和第一集团军总部参议张俊声等，并将此稿送请邓哲熙看过，经过他们的核对和补充，附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