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既是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对华侵略方针的必然产物,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战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映。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推行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以便腾出手来执行其扩大侵略的“北进”、“南进”政策。从1937年7月发动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侵占了中国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共13个省的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座城市。但这些胜利并没有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日本的军力、国力已难堪重负。到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投入了近100万的宠大兵力,付出了45万人伤亡的代价,军事力量严重削弱;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本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占领地区只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战争使日本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极大地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负担,致使人民生活日益恶化,反战情绪不断高涨;战争的长期化也破坏了日本在世界战略,使其“北进”、“南进”的扩张战略无法实施;在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美、英等国因不满日本侵结威胁其在华利益,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并借助国联理事会对日本进行制裁,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同时,中国方面虽然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抗日力量仍在不断生长。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敌后两个战场,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绥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地区,仍面临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以西南、西北地区为根据地仍在继续抗战。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着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并同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中日战争必将长期化。军力国力的制约、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的长期化,使日本当局感到“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因此,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随着日本侵华新方针的确立,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调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要以坚强的军国为背景进行政略和谋略工作,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日本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此,在将军事打击的重心转向敌后战场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迫使其放弃抗战的立场,实行对日妥协。而对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公元前11世纪,巴国曾建都于此,秦时设巴郡,隋唐时称渝州,南宋始称重庆。近代以后,1891年开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建市。1931年,局部抗日战争发动后,国民政府曾经营西北地区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后方基地。1935年,随着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逐渐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地形险要,三面环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凇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1月6日,最高国防会议批准了迁都的决定,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舰西上,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宣言。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正式在重庆办公。1938年6月开始,由于武汉岌岌可危,驻武汉的党政机关又奉命撤退移驻重庆。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国民政府西迁工作胜利结束。重庆成为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1939年5月,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相继迁入重庆。据经济部1940年统计,内迁民营工厂共计448家,其中迁入重庆的有243家,占内迁厂数的54%。迁入工厂不仅数量多、门类较齐,而且规模大了、设备先进、技术水平高。同时,兵工署第1、2、10、21、25、30、40、50、等工厂也相继迁入重庆,到1940年底,在兵工署直辖的17家兵工企业中,驻扎重庆的就有11家,重庆已成为战时中国的兵器工业中心。随着迁渝工厂的相继复工,重庆很快就建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电力等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加上新兴工厂的建立,重庆成了战时中国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最大的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此外,重庆的金融、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和对外交往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成为战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对外交往的中心。战略地位的提高,使重庆开始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郊。10月4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区。12月初日本天皇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命令对中国内地实行战略轰炸。。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强调要“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捕捉、消灭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十分明显,日军轰炸重庆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最终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1939年后日军开始了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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