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最新发现,日本军医亦留见证

    在发现者苏智良教授的《慰安妇研究》一书中写到:在大约40万名被日军蹂躏的慰安妇中,中国妇女占了一半多,特别是在二战后期,中国妇女被掳掠到慰安所的人数要超过朝鲜、日本妇女。这一研究结果纠正了以往所认为的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是朝鲜妇女的看法。
    研究表明,日军在中国几乎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开始在此地设立慰安所。
    而日本政府对于慰安妇制度则开始是避口不谈,后来又推说是民间人士开办的。但苏教授所考证的60多份日本档案材料中,有许多参与侵华战争的老兵证明,大部分开设在中国的慰安所都是由日本军人经营的,且有向日本地方政府征召慰安妇的文件。这说明政府机构不仅知道,而且积极参与了。日本记者于田夏光在所著的《随军慰安妇》、《随军慰安妇续》等书中,也引用大量资料证明了这一点。
    原日本军医麻生彻男留下的大量照片也提供了不容置疑的佐证。在他所拍摄的上海杨浦区东沈家宅慰安所的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落款:日军东兵站司令部。

一段历史鲜为人知,“军需物资”偷抵上海

    1938年1月2日晚上8时,一艘满载着特殊“军需物资”??慰安妇的运输船悄悄靠上了上海吴淞码头。其中有日本女子也有朝鲜女子,有自愿来的,也有被诱骗和被强迫来的。当时的日本陆军船舶运送规则规定,凡陆军运输船,不得运送军人、军属及随军护士以外的人,因此,这艘船上的慰安妇都是被当作“物”来运送的,运输文件上始终写的是“军需物资”。
    船靠岸后,船上的104名妇女立即被赶上两辆卡车,被送到其美路(今上海四平路)上的“上海市立沙泾小学校”院内。这里被改为临时身体检查所。
与此同时,正在日军驻上海第11兵站医院行医的医官麻生彻男突然接到命令:到其美路去为百余名妇女检查身体。战后几十年,麻生彻男对此仍记忆尤新,他在回忆录《从上海到上海》中提到接到这一命令,还以为这些妇女是到前线来慰问的,但后来被要求对其做妇科检查,他感到奇怪。他自认为自己的摄影技术是一流的,要好于自己的医术,每到一地他都要拍照记录,因此,他留下了许多历史镜头。
十二幢小平房藏秘密,第一个慰安所挂招牌

1938年1月13日,华中日军东兵站司令部挂出了“杨家宅娱乐所”的木牌,正式开张。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个日军慰安所。
为了搞清楚这段历史,日本记者千田夏光曾花大量精力,对一名艺名叫庆子的随军慰安妇进行了采访。据这位首批到达“杨家宅娱乐所”的老慰安妇回忆,这是一种木结构的临时简易屋,屋顶仅铺一层防水橡胶,再用钉子钉上就算完事。这些建筑一共有2幢,每幢里面各有10间小房间。小房间的房门上写着编号,并插有慰安妇名字的金属牌。小房间的窗子也很特别,6块玻璃中,下面4块是磨沙的。房间的设施很简单,一张双人木板床,一把桌子和一把椅子。娱乐所的南面大门口挂着“日军远东军需处”的木牌,并挂有日本国旗,四周都设了铁丝网,并通上电。
    与日本的朝鲜的慰安妇相比,中国慰安妇的命运更悲惨。宋美玲在《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曾提到日军把掳掠来的中国妇女“剥掠衣服,在肩上刺上号码,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充当他们的兽欲工具。”日军侵入南京后,“整队的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到上海慰安所,有的专供敌人长官泻兽欲。”
苏智良教授经过多时的认真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个充满中国姐妹血泪的魔窟地址。根据世居此地的沈福根(88岁)、沈月仙(78岁)、史留留(87岁)、徐小妹(78岁)等老人回忆,战时这里有一个全部木结构的日本“堂子”。“一直开到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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