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势力是指日本社会在二战后遗留下来的一股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内极端反动并且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势力。目前它的势力大约有900个团体，人数达10万之众（日本官方报道的这组数据也许有所保守）。近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极为猖狂，这股势力在政治上极崇昔日的天皇神权，并屡屡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问题上，美化或失口否认其侵略历史；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界对“台独”势力进行鼓舞、声援和实质性协作；在安全问题上，自2004年以来加大了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力度；在钓鱼岛问题上，由过去打“民间牌”到由政府直接出面强化“实际控制”；在能源问题上，在世界各地区与中国争夺能源开发权和进口来源；在对华日元贷款问题上，日本把这一经济合作问题日益“政治化”；在欧盟对华军售问题上，日本不遗余力地游说欧盟各成员国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等。
如果说二战时日本法西斯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怪胎”，那么，日本的右翼势力则是这个“怪胎”上遗留下来的一个“毒瘤”。面对这个“毒瘤”所带来的种种危害，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什么不但不能真正深刻反省当年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给亚太地区人民一个明白的交待，反而在历史问题上越来越猖狂呢？
笔者认为，右翼势力的猖狂在日本历史上有深刻的渊源，它既和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有关，也和二战后复杂的国际环境有关，还能从人类心灵终极上寻根溯源。只有当这些历史因素同日本的现实因素结合在一起时，右翼势力才真正具备产生的条件。故此，本文仅从历史方面来探讨其右翼势力猖狂的根源。
(一)残缺不全的民族理念
纵观日本历史，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明的东方民族，外来文明在促进日本社会的变革中起了重要作用。公元前三世纪时，日本在中国秦汉文明的影响下由“绳纹式文化”时代进入“弥生式文化”时代，开始了奴隶制文明的历史；六至七世纪，在隋唐文明的影响下，日本进行了“大化改新”，进入了封建文明时代；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进行了“明治维新”，进入了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由此可见，外来文明在日本文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份量。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淡化了作为小岛国日本微弱的本土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没有一种在广阔历史时空中形成的民族的本土文明，日本文明具极明显的外来性。
正是由于日本古代、近代的文明具有明显的外来性，所以这给当代的日本带来了相对主义的文化因素。“信奉‘拿来主义’的日本，在获得喜欢学习，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美名的过程中，逐渐使自己的文化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特征。”（1）这种相对主义在精神文化方面表现为缺乏完整的价值观念体系，也就是说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是非、善恶观念都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绝对的是与非。这种相对的民族文化因素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就可能有对过去那段侵略历史持“死不认罪”的态度，在对侵略历史上会有一股不认帐、不认罪的逆流。日本右翼称1874年侵占台湾是“占领无主之地”；1894年日本是在“没有作战计划”的情况下发生的甲午战争；“满洲国的成立是满洲人民的愿望。”日本国内有些人认为，战争只有胜利和失败，没有什么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报复。”他们还狡辨说，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因此，“要说战争是有罪的话，我们大家都有罪。”在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推动下,日本屡屡发生右翼势力篡改教科书、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等重大事件，日本社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极少数极端右翼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二）唯我独尊的民族心理
古代的日本就有着以己为贵的民族心理。四世纪中叶，位于濑户内海东岸的大和国就以“至尊”而把势力伸入朝鲜半岛，侵占了半岛南端的弁韩（任那）。463年和471年，雄略天皇先后将来自朝鲜百济的技工和约1.8万秦人（早期中国移民）编成“部民”（相当于奴隶），以示大和民族“唯我独尊”。
近代的日本更是有着蔑视亚洲的民族主义情绪。“岛国意识养成集团心理、民族利益感强，无视亚洲各国的利益，反映在语言上也是暧昧、隐晦，如称‘战败’为终战，‘侵略战争’为‘侵略性行为’，‘灾难与罪恶’为‘添了麻烦’等。”〈2〉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认为自己是亚洲最先通过“文明开化”而加入文明行列的国家，因此它有权力也有义务通过武力对中朝等亚洲它认为“野蛮”、“半野蛮”的国家进行殖民统治，还美其名曰帮助这些国家从欧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推行“大陆政策”，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1885年出版的《脱亚论》畅销一时，就反映了这一思想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二战后，日本借助于美国的保护，专心发展经济，很快在6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进一步刺激了其“脱亚入欧”的愿望。1986年，日本右翼评论家谷川庆太郎在其《再见吧亚洲》一书中，竟然将亚洲其他国家污蔑为“垃圾场”,而日本则是耸立其间的“高楼大厦”。直到今天,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及其他部分政客仍一意孤行,屡屡参拜靖国神社，完全把中韩放在次己一等的邻国位置上，摆出一副别人有求于日本的样子。这种猖狂行径不正反映了历史以来日本在亚洲唯我独尊的民族主义的傲慢心态吗？
（三）空虚失落的民族信仰
信仰是人类心灵的本质，它是人类从古至今赖以填充心灵的“意识的要素”（黑格尔语），也是千百年来引导人们道德行为的灵魂使者。“一种信仰，无论将之泛化为精神领域的一切主导观念，还是仅视为一种简单的宗教，都是人的生命流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心支柱。”（3）“而信仰的基础则是对权威的崇拜，人类的一切崇拜行为都是与某种强有力的权威联系在一起的。”（4）然而近现代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也逐渐失去了它的超验道德观。也就是说，权威不复存在，信仰走向失落，这在二战后被战败的日本社会中尤为明显。
走进日本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对天皇的神权崇拜在日本民族的信仰中占有重要位置。早在5世纪的大和国其大王（后称天皇）就具有极强的神权色彩，昭示着天皇具有至高无上的神秘权威。大化革新后,日本建立了天皇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进一步发展了天皇神权。近代的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宪法中确立了天皇体制，天皇权力至高无上,大权总揽；并规定了“天皇是神的子孙，具有神格，使神社神道在事实上成为国教。”（5）这更加强化了天皇的神权地位，加深了日本民族对天皇权威的崇拜。二战后，虽然保留了天皇制，但天皇的权威却大大削弱，这样近代以来一贯以天皇为“神”来狂热崇拜的日本民众，一下子从“战败的神权”中感到了空虚和失落。在这种时候，人们最需要的是能够恢复天皇的权威，继续进行顶礼膜拜，以慰籍信仰的失落。于是类似于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等参拜靖国神社的事端便屡屡发生。近年来，日本有近2000个“新宗教”个，其中奥姆真理教、法之华三法行、生命空间教等邪教组织的“兴风作浪”更体现了日本些许民众在丧失天皇崇拜之后的极度空虚和失落。当这些民众在追求自己膜拜权威作为信仰替代品的时候，日本的右翼势力便猖狂了起来。
（四）放纵怂恿的国际环境
日本右翼势力在二战后在很多间题上日渐猖狂，这与战后长期放纵的国际环境是分不开的，这种国际环境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 活动空间”。而美国则是放纵日本的主要外在因素，是形成这种环境的主要肇事者。
“日本之所以胆敢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暧昧甚至倒退的态度，是与美国长期以来对其行为的默认、怂恿和利用分不开的；有美国撑腰，日本也就有恃无恐。”（6）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曾在日本有条件地推行非军事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追究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天皇的战争责任，并企图保留天皇体制。有一些重要的军国主义分子在美国的庇护下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时的美国政府出于尽快把日本变为战略后方的需要，自然放松了对战争罪犯的司法追究和对日本财阀的惩罚措施。“这批逃脱过人类正义审判的战争渣滓，逐渐成为替侵略罪行翻案的发动机式的势力。”（7）如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丸山当年就是侵华日军中两个罪恶累累的老牌特务，但战后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而刽子手一旦松绑，必定变本加厉向受害者反扑。丸山在其回忆录中一口否认1937年日军点领南京后屠杀30万中国人的事实，并诡辨道：“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录，我经过查找未发现一份。因些可以说，在南京被非法杀害的牺牲者人数为零。”这就成为今天不少右翼分子反证所谓“史实”的“第一手资料”。
战后，随着中国内战中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美国在华的战略构想化为泡影。“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从远东的战略利益出发，重新估计了日本的地位和作用……对日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削弱日本转化为扶植日本。”（8）这不仅没有进一步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土壤，反而有计划地扶植大批战前的军国主义分子重返政治舞台。国家政权在这些军国主义的操纵下，不仅正确的历史观和客观的历史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宣传，而且造就了一大批既不了解二战性质，也不知道日本侵略邻国所造成重大伤亡的年轻一代。例如，在原东条英机内阁大臣岸信介执政期间，历史教科书中的“侵略中国”美化成了“进出大陆”。
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借口朝鲜半岛危机和“中国威胁论”，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制定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于1995年和1998年先后发表了两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继续将日本拉上自己的战车。近些年来，随着亚洲的崛起，美国政府更是强调日美关糸的重要性，竭力拉笼日本，以防止在东亚地区失去日本这个“可靠的盟友”，尽可能使日本能孤立于亚洲之外，妨碍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真正交流与理解。这是美国用日本来牵制远东的俄罗斯和东亚诸国特别是中国的主要用心所在。于是乎，这便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翻案的逆流，更为其创造了妄为事端的国际环境。
应该指出,日本的右翼势力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美国用来牵制中国的重要“外援”;它不仅破坏了邻国间民族的关系,而且使日本本身也深受其害。同时，只要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继续存在并否认其侵略历史和推卸战争责任，那么中日间的民族隔阂将长期存在。所以，对日本来说，应该百倍地珍惜中日两国上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认真地了解中日近百年的历史和现状，树立正确的唯物史观。只有这样，才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使中日关系在友好合作中走向21世纪。
（作者单位：湖北省房县二中 44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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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6〉王新生《日本为什么在历史问题上越来越倒退?》：《求是》2001年第18期第58页。
（2）关捷、（日）关伟《日本侵华历史不容否定》:《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3〉〈4〉陈玉珏《纳粹主义渊源再探》：《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2期第53页。
〈5〉许崇德《宪法学》（外国部分）：高教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282页。
〈7〉《半月谈》2000年第3期，王冷一《日本右翼势力，翻案几时休？》。
〈8〉沈美华《战后日美安全同盟的确立》：《历史教学》2001年第5期第5页。